首湘缘

王鲁湘

简介：1956年生于湖南，1978年进湘潭大学中文系，1984年进北京大学研修中国美术史，并获哲学硕士学位。2000年受聘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任教授、博导，2001年任香港凤凰卫视高级策划。历任凤凰卫视《纵横中国》总策划、《世纪大讲堂》主持人、《文化大观园》总策划、主持人。

清华大学美学教授王鲁湘，凤凰卫视中文台《纵横中国》和《世纪大讲堂》的总策划人王鲁湘，《新周刊》新锐榜2003年年度“知道分子”的王鲁湘，什么电视栏目都能上、什么话题都能说、什么事情都知道的纵横捭阖能手王鲁湘，近年“学者明星化”最重要成果之一的王鲁湘，哪一个是真正的王鲁湘？作为学者的王鲁湘自己介意被称为"电视明星"吗？

“知道分子”是近年流行的时尚词汇，王鲁湘因为凤凰卫视《纵横中国》和《世纪大讲堂》的两档节目为大众所"知道"的“知道分子”，电视荧屏上出现的另外一种“新新人类”。

王鲁湘在这两档节目里面扮演着令人吃惊的角色，许多人猜不透他肚子里的墨水究竟有多少。《纵横中国》是一档到全国各省去做脱口秀的节目，在这个节目里，除了主持人胡一虎之外，在场的六位嘉宾负责起了这个节目的大部分内容或任务：探讨该省的风土人情，地缘文化，谈天论地，纵横天下……王鲁湘作为在任何一个省份都务必要出席的惟一固定嘉宾，出现在每个省的节目里面，观众非但不腻味，还常为其言论拍案叫绝---有时候他的见解甚至比当地学者更地道、更独到：另一档节目则是在知识分子和精英分子中口碑极好的人文节目---《世纪大讲堂》，节目专门请各个领域的专家开坛授课，主讲嘉宾都是各个领域的顶尖好手，王鲁湘十分胜任主持人的工作，跟每个专家都能棋逢对手地对上话，还能当“药引子”，适时提问、引导话题，将嘉宾引入亢奋状态。

他为什么懂得那么多？是不是临时抱佛脚？他是否跟某个文化人一样，面临做象牙塔学者还是“电视文化明星”的尴尬？

湘中才子

王鲁湘没有清高学者的架子，也没有电视明星的派头，他比想象的更加平易近人。预约采访时，正逢《纵横中国》在广州录制节目，他很爽快地答应了采访，还玩笑说：“都听你们安排，任你们摆布。”王鲁湘给了我一个很完整的下午，中间几乎没有什么电话，甚至还陪吃了一顿晚餐。

王鲁湘出生在湖南中部一个小县城，钱钟书《围城》里三闾大学所在的那个小镇。这个顽固的小城镇跟沈从文的老家凤凰一样，并不因为地势上的与世隔绝而放弃了与外界的精神沟通，因而在这个几乎不为外界所知道的山沟沟里，曾经出过好几个历史文化名人。

王鲁湘认为正因为在山区，他才更加好奇外面的世界，一定要知道和了解得更多。

王鲁湘的生活被新中国的若干大事件分成几个段落，“该遇到的全遇到了，不该遇到的也没有逃过”。小学时他遭遇三年自然灾害，再大一点因为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当了知青。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王鲁湘向生产队请了假，报了名，和朋友临阵磨枪，随便复习了10来天，匆忙应考。“现在回想起当年的题目，真觉得简单得可笑。有一道翻译题，要求把一行拼音翻译成汉字，竟然占15分。”

完全凭着天分和以前打下的基础，王鲁湘的高考成绩名列全国高考前40名，却“稀里糊涂”地被指派到湘潭大学读中文系。但这已经很幸运了---在当时来说。

在湘潭大学，王鲁湘开始了他的知识饕餮大餐。他用了三个字来形容---撑死了！晚上11点半学校准时关灯，不睡觉，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早上5点半准时起床，完全是一个书虫。当时全国兴起的“哲学热”，使得王鲁湘对哲学的兴趣日渐浓厚，开始“不务正业”，经常放弃本专业的课，当起了哲学系、经济系和历史系的旁听生。当时学校没有图书馆，一本丹纳的《艺术哲学》，他愣是从其他学校的朋友那里借来用了一个礼拜的时间把它抄完。

因为喜欢美学，本科毕业后，王鲁湘跨专业报考了北京大学美学史专业的研究生。在北大学习期间，他协助北大的一位美学教授合作编写了40多万字的《现代美学体系》，同时并行不悖地研读了中国古典哲学的经典《道德经》、《庄子》、《大学》（而多年之后，1989至1990年，在一个不为人知的特殊场所，他读完了卷帙浩瀚的《苏东坡全集》），接触到笛卡尔、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等西方哲学家的思想理念，并结识了许多北京学术界、电视从业人士，为日后成为“电视人”埋下伏笔。

文字是获得知识的间接途径，不足以填满王鲁湘那大得吓人的求知内存，他天生有种不鼓捣出点动静就不甘心的执拗和坚韧，所以近乎偏执地亲身体验，“到田野里研究”，投入大量时间精力跋山涉水，走遍全国大多数省份。10年前，他走过陕北地区24个县的220多个文化遗迹，了解了当地前后7000多年的历史，并编著出版了一本画册。先后多次到分布在中国东西南北中的五岳，亲身体验当地的文化，了解山岳崇拜的历史，资料来源大多是山志和史书之类的二手资料，一线资料则来自山上的石碑，他经常把断碑扶起来，将碎片拼接起来研究。

这就如同他的研究方法：在碎片的重新拼接中发现新的研究结论。

王鲁湘多次登上泰山，“泰山的每级台阶都爬过，每道沟都翻过，每块残碑都扶起来过。”泰山玉皇顶上有一座无字碑，碑身略呈梯形，顶覆石盖，通碑无一字痕。据传为汉武帝所立。王鲁湘实地考察后，发现无字碑的四个主要碑面确实一个字也没有，但碑面之间小小的棱面处却刻着两个小字：“帝”、“震”，把这两个字联系起来解释，用一句现在大家都懂的话来说便是“东方有一条龙”。这显然是有话要说的一块碑。

“自古华山一条道”。王鲁湘登上华山之后，又发现其实华山有三条道，只因为道教占领了华山之后，才从风水学的角度规定了流传至今的“一条道”。

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将理念和体验完美结合，去发现别人所没有发现的，艰辛并快乐着，是做学问的理想快感境界。

电视尤物

王鲁湘堪称“烟枪”，姿势儒雅又不失豪气，他说最喜欢做的事情无非是与一群思想知己在升腾的烟雾中聊天，通宵达旦。其实，他的身体不大好，有糖尿病，必须在腰间别上小型注射器，全天候注射胰岛素，做节目时也不例外。

王鲁湘当初怎么也没料到自己会和电视扯上关系。

一天，他在北大的一位老师被邀请去参加一个电视文化研讨会。但是阴差阳错，老师派王鲁湘出席这个会议。王鲁湘在会上的即兴发言被记录下来，发表在《文艺报》上。发言前面还加了"编者按"，引起很大的反响，有人甚至认为这番发言决定了电视文化的发展方向。此后他又被派去参加电影家艺术学会和北京学术界联合举办的电影研讨会。连续看了3天电影之后，王鲁湘应要求写了几篇影评，被发表在电影杂志上，并引起了中央电视台的编导的注意。

很快王鲁湘就参与完成了全国闻名的一些电视片。之后，王鲁湘开始了一边在首都师范大学任教，一边为电视专题片策划、撰稿的生活，这种状态持续了很久。

积累多年的知识资源，使他拥有在电视和各个场合纵横捭阖、畅谈古今的资本。这样的人对于电视媒体来说，是难得的尤物。人算不如天算，王鲁湘于1998年再次登上电视这条“贼船”。

虽然王鲁湘的另一只脚还踩在清华大学的讲台上，但重心显然越发靠近电视---因为如今只带着两个研究生，甚少在清华露面，王鲁湘更愿意说自己是电视文化人，或者干脆说是电视工作者，尤其是在2001年加盟凤凰卫视之后，原本的三三制生活方式（1/3时间用于看书，1/3时间用于美术界话动，l/3时间参与电视片制作）被彻底地“大一统”。

电视工作者非常辛苦，介于白领和蓝领之间，既是体力劳动者，又是脑力劳动者。王鲁湘独力担当《纵横中国》的总策划人、总撰稿人、总主持人，并和同事合力担当公关人，长期在外地奔波，一年只有7天待在北京，还要匀出4天来录制《世纪大讲堂》。一个月必须出产8个小时的制作难度极大的节目，王鲁湘惟有把自己毫无保留地献给了电视业。

现在《纵横中国》在凤凰卫视40多个节目中收视率排名第一。王鲁湘作为这个栏目的灵魂人物，苦劳功劳都得到极大的肯定。在不同的地方做完节目，总会有不少女孩跑来找王鲁湘签名、合影，据说网上还有女孩写文章向他示爱。“可惜我不会上网，这件事我也考证不了。”王鲁湘憨笑着说。有句话叫：“凤凰台把女生当男生使，把男生当畜生使”。这点似乎正符合王鲁湘的牛脾气：十多年前他曾为了剪辑片子，破了连续8天9夜没合眼的纪录。如今他还是那么玩命地干，心甘情愿地为凤凰卫视奔波劳碌，因为“凤凰台有宽松的集团文化，边界内的平台很大，和内地电视台最大的不同就是不需要经过漫长的审片阶段，我自己就是栏目的最终审稿者。”

不会上网，恐怕是王鲁湘知识体系惟一的缺陷了。他做节目前根本不用上网去“恶补功课”，全凭真才实学赢喝彩。

“单项未必拔尖，但综合能力强，兴许可以拿到十项全能的前几名：抽象思维能力、形象思维能力、时间、空间感受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即兴发挥能力。性格不偏执，口味不偏食。”

我是文化杂食动物

王鲁湘对自己知识原始积累过程显然没有资本家那么讳莫如深，他不回避任何问题，很配合地分析自己的知识结构，津津乐道家中藏书的书目。

“文化杂食动物”王鲁湘用层层破竹笋的办法，这么分析自己成为“杂家”的原因：

1、因为体质差，干不了体力活，虽然当过矿工、农民、“地球修理工”，但赚到的工分总是比别人少，所以只好从事非体魄见长的职业---当个文化人；

2、文化人里有学者和艺术家两大类，因为虽然从小写写画画，从未间断，但毕竟不是科班出身，当不成画家，惟有当学者；

3、学者有文史哲和数理化之分，因为数理化向来很差，只好从事文史哲类工作；

4、因为不擅长于完全抽象思辨，当不成哲学家；因为不会编故事，当不了文学家；又不是足够专业的史学家，四者都不够专业，所以，最终，只好什么都涉猎一点，当个"杂家"。

对此，用王鲁湘的自我评价就是：“单项未必拔尖，但综合能力比较强，在抽象思维能力、形象思维能力、时间、空间感受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即兴发挥能力等方面，兴许可以拿到十项全能的前几名。”

他曾经专注研究了《周易汇编》、伊斯兰教经典《古兰经》、《心灵史》，网罗收藏了各个版本的《圣经》、藏传佛教典籍和各类西方哲学专著，曾经还考虑过去西方读宗教课程；他的书架囊括了古今中外的各类文学作品：从四书五经，到《世说新语》；从《苏东坡全集》、《苦瓜和尚话语录》到《神曲》、《九三年》。

甲骨文、地缘文化、山岳文化、河流文化、海洋文化、民俗风情、乡土建筑、民间工艺这类社会学分支，王鲁湘一样都不放过，还尝试过为一张世界音乐专辑作词。

做电视学者没有可疑的不轨企图

“不管是文人还是学者，抛头露面多了，物极必反，中国环境似乎尤其容易对这类文人嗤之以鼻。只要你火了，肯定认为你是炒作，至少也有炒作的嫌疑。对这种说法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我本预计王鲁湘会剧烈反弹，他没有，很平静地和盘托出了所谓“可疑的不轨企图”。

王鲁湘说他曾专门在陕西台做节目回答这个问题，但不介意再谈一谈。“现在中国知识界普遍对电视文化抱有偏见，认为阳春白雪的东西上电视，学者频频出镜，就有可疑的不轨企图。其实，电视文化的娱乐和普及知识的意义远远大过教育意义。它在中国是一种全能文化。”

王鲁湘认为目前在电视这种全能文化中，最缺乏的是精英文化，早在他还是北大研究生的时候，就曾经倡导知识界和学术界不要轻视电视。在这儿当然会联想到“文化明星”余秋雨。

“余秋雨作为一个'行走学者'频繁上镜，确实很好地利用了电视媒介的客观资源，同时他的介入也为电视带来了文化市场，应该说电视和余秋雨，二者互相利用得很好。不该因为余很好地利用了电视媒体，就给他扣上炒作的大帽子。要不，北大著书的学者们也该因利用了北大图书馆的丰富藏书而招人嫉妒了。”

“而且，每个靠电视养家糊口、买水买米的劳模都是值得尊敬的。”

和书斋式的学者生活相比，王鲁湘总结了做电视明星学者的几大好处：

--有大量的差旅费、活动经费，可以免费旅游；

--可以深入地亲身感受所研究的学术材料；

--集中一段时间做一个专题，把研究场合从室内搬到了田野里，多一点浪漫色彩；

--吸收、消化、吐出的过程中，自己不知不觉地成了一本百科全书；

--行走式的工作，结交各地名流学者；

当然，收入比当教授高一些，这一点，王鲁湘没有说。

知识分子应该有多少钱？

王鲁湘曾经撰文说《纵横中国》使他变得年轻和时尚：“总导演宋彦利和主持人胡一虎对我着装的苛求，也是促使我年轻化的重要原因。台长王纪言知道我一贯不修边幅，于是下令我出镜时只能穿浅色和亮色的衣服。”

提起学者文人的物质生活，王鲁湘说，单纯的书斋式学者仅仅是个“码字匠”，他们致力的学术研究类著作通常不畅销，兑换的银元有限。电视人则可以将单位时间内的话语价值提高，银元来得比较快。当然，也有经济头脑比较发达的学者，靠版税、出国讲学、卖字卖画之类的条条大道通向了富裕的“罗马”。

现在身为电视工作者的王鲁湘和妻子住在北京一套140多平米的复式住宅里，孩子在英国留学。没有私家车，“有了也不会开”，王鲁湘说。

王鲁湘简单总结了自己对物质的要求：

--有一套带客厅和书房的屋子；

--四壁皆书，有足够多的中外经典和工具书；

--应酬请客不用计较菜价；伸手打的时，看见夏利毫不犹豫，看见富康稍微犹豫（笑）；

--田野考察出得起差旅费；

--名牌服装可有可无，有名牌穿倒也无妨。“名牌和非名牌，穿在身上的感觉到底不一样，不用担心会突然掉颗扣子。”

在自己的物质要求达到标准后，王鲁湘会做什么？

如今走出一条知识分子另外漂亮出路的王鲁湘，返回书斋后又会怎样？习惯了观众掌声的王鲁湘会寂寞吗？停笔多年的王鲁湘再度提笔时会文思枯竭吗？我开始想象两年后王鲁湘重返书斋的情景：在气雾氤氲的大山水之前，从滚滚红尘中金盆洗手又回到清灯素笺的书斋，那时候的王鲁湘，是“看山非山，看水非水”，抑或“山复为山，水复为水”的禅宗第三境界？我估摸着，当然应当是后者。王鲁湘透露了自己的计划，他希望两年以后，也就是知天命之年，他可以恢复到以前的“三三制”生活状态去，作为文化杂家的他，最大的愿望是做一个山水画大家。数年研究山岳文化及美学的他，对此颇有信心。王鲁湘非常欣赏并预备画两类山水画：大格局大气象的；神龙见首不见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