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湘缘

毛泽东的110个视频故事13毛泽东与抗日统一战线

这是一部迄今为止运用毛泽东手迹最多的文献电视片

这是一部迄今为止运用毛泽东原始讲话录音最多、最集中的文献电视片

这是一部充分展现毛泽东书法艺术的荧屏展示会

这是一部具权威、研究、欣赏和收藏价值于一体的文献电视片

中央档案馆国家档案局与广西尤特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拍摄制作110集大型历史文献电视纪录片《百幅手迹怀伟人——毛泽东的110个故事》是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的一项重大活动。

毛泽东一生中留下的珍贵手迹，现在绝大多数集中收藏在中央档案馆，共有书信、文稿、电报稿、批示、题词、自作诗词手迹、手抄诗词手迹、谈话提要、读书批注等2万多件。其中，最早的有中学作文，最晚的有临终绝笔。这些手迹，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欣赏价值和教育价值。它们不但反映了毛泽东一生的重要活动经历和真实思想感情，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重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过程，而且也反映了毛泽东所经历的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全过程，反映了毛泽东与当代许多重要人物的交往。此外，毛泽东手迹还因其独特的原始风貌和独特的书法艺术而具有永恒的吸引力。

不了解毛泽东，就无法了解20世纪的中国。110个故事，个个生动感人而又神奇。以时间为序，通过典型、真实、生动、形象和鲜为人知的故事，浮雕般地凸现出毛泽东一生坎坷或神奇而又或平凡的足迹，再现毛泽东的政治智慧、军事天赋、深邃思想、领袖魅力及情感世界的精彩片段，连缀成册，以纪念这位旷世伟人。

1935年11月28日，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发表了《抗日救国宣言》，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安定县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报告，指出党的战略方针是实行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27日毛泽东又在党的活动分子会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报告批评了党内那种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和中国工人农民联合抗日的错误观点，决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和策略。

1936年4月28日，中共中央决定结束东征，红军撤回河西，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发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公开宣布中共的“抗日反蒋”政策已转变为“联蒋抗日政策”，但由于蒋介石当时的顽固态度，中共中央决定把重点放在首先争取东北军和西北军高级将领身上。

毛泽东亲自给东批军67军军长王以哲，51军军长兼甘肃省主席于学忠写信，同时又与周恩来一道联名给张学良写信，建议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以后，中共与东北军开始了包括周恩来、张学良在内的高层接触和谈判。同时，早在1936年11月，毛泽东派汪锋将亲笔信送交杨虎城，经过多次谈判，至1936年夏，中共与西北军的统一战线也建立起来了。至此，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之间，基本上形成了统战的“三位一体”局面。

在此期间，毛泽东派刘少奇赴天津任党的北方局书记，又请著名的爱国人士朱蕴山到山西做阎锡山的工作。后来又由北方局指派薄一波、杨献珍等人到太原专做公开、合法的统战工作，促使阎锡山与中共建立起特殊的抗日统一战线关系。

1936年9月1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接着毛泽东致函宋庆龄，请她利用她的特殊身份，促使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但蒋听不进这些劝言，仍旧加紧调兵遣将，围剿陕北红军。张杨在对蒋一再苦谏无效的情况下，被逼实行“兵谏”，，于12月12日凌晨3时，致电毛泽东，说明已扣留了蒋介石及其多名高级将领。毛泽东当即决定派周恩来率代表团赴西安，行前，毛泽东叮嘱周恩来，在谈判中务必把握两点：一是蒋介石不能杀；二是内战千万不能打。经过多方努力，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进而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形成。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枪声，拉开了中国全面抗战的序幕。

7月8日，中共中央即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指出：“全国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

同日，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红军将领还致电蒋介石，表示红军将士愿“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

7月9日，彭德怀等9名红军将领，再次通电全国“迂请我国民政府迅调大军增援河北，勿使忠勇的29军陷于孤军奋战，红军愿即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并请授命为抗日前驱，与日寇决一死战。”

平津及京沪等地的广大民众，在中共地下党的组织动员下，纷纷起来以各种行动支持和声援29军官兵。南京书法家王龙自愿上街卖字捐助前线将士，书云：“卢沟桥畔月如眉，猛士挥戈杀敌时，自有风雷生腕底，千军横扫墨淋漓。”

7月14日，毛泽东、朱德向红军下达命令：“十天准备完毕，待命开赴抗日前线。”毛泽东还指定张云逸奔走于两广当局，“求得他们赞助坚决抗战与国共合作的方针；求得他们开展爱国运动，积极救亡”。

7月15日，毛泽东派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到达卢山，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当面交给蒋介石，并就红军改编与国共合作抗日和国民党当局继续谈判。

8月22日至25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召开了著名的洛川会议，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关于目前形式和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毛泽东起草的《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的宣传鼓动提纲。毛泽东在会上分析了中日战争中敌强我弱的形势，指出抗日战争的持久性，提出了红军的基本任务和作战方针。

8月25日，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将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为配合友军和挽救华北危急局面，八路军随即陆续开赴战场。

8月22日，林彪率领的八路军115师，由陕西三原镇出发，日夜兼程挺进山西，25日在平型关首战告捷，歼敌1000余人，打破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鼓舞了全国军民抗战的斗志和信念。蒋介石发来贺电说：“25日一战，歼寇如麻，足证官兵用命，深堪嘉慰。”上海职业救国会在贺电中赞道：“贵军受命抗敌，立奏奇功，挽西垂危之局，破日寇方长之焰。捷报传来，万众欢腾。”

10月中旬，在晋西北通往太原的门户———忻口会战中，阎锡山调集8万兵力，以卫立煌任前敌总指挥，以朱德任右翼军指挥，在八路军各部密切配合下，国民党军坚守忻口20余天，消耗日军兵力两万多人，它是全民抗战以来，国共合作抗日配合较好的一次战役。会战中朱德调八路军129师385旅以陈锡联为团长的769团，部署在阳明堡、崞县之间，意欲奇袭日军阳明堡机场。陈锡联与部属化装侦察，具体了解机场实情后，制定了周密的作战方案，于19日夜，由营长赵宗德亲率两个连队，偷渡滹沱河，悄悄进入了飞机场所，发起猛烈攻击，机枪、手榴弹一起倾泻，当即焚毁敌机24架，毙敌100余人。

根据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指示，八路军各部在开起抗日前线和敌后中，分别开创了晋察冀、晋西北、晋冀豫和山东等抗日根据地，在全民抗战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抗战快爆发10个月后，对于这场战争将经历怎样的过程，中国能否取得胜利，怎样才能取得胜利，在国内两种极为简单的观点———“亡国论”和速胜论“日渐抬头。

为提高全军全民的抗战信念和士气。毛泽东写成五万余字的巨著———《论持久战》并于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作讲演，随即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周刊上全文刊载，引起很大的反响。

《论持久战》，富有说服力地阐明只有持久战才能最后打败日本法西斯，从而为人们在理论上解决了抗战的指导思想和正确的方针政策问题。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分析说：“日本的长处是其战争力量之强，而其短处则在其战争本质的退步性、野蛮性，在其人力、物力之不足，在其国际形势之寡助。中国的短处是战争力量之弱，而其长处则在其战争本质的进步性和正义性，在其是一个大国，在其国际形势之多助”。又说：“亡国论者看敌人如神物，看自己如草芥，速胜论者看敌人如草芥，看自己如神物，这些都是错误的。”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又指出：“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同时指出：“中国只要坚持抗战和坚持统一战线，其军力和经济力是能够逐渐加强的，而我们的敌人，经过长期战争和内部外部矛盾的削弱，其军力和经济力又必然要起相反的变化。”还指出：“如果日本的敌人不止中国人一个，如果将来一国或几国以其相当大量的军力和经济力公开地防御或攻击日本，公开地援助我们，那么优势不更在我们一边吗？”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特别强调：“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在于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因为只有这种方针才能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才能普遍地深入地改善官兵关系，军民关系，才能发动全军全民的全部积极性，为保卫一切未失地区，恢复一切已失地区而战，才能争取最后胜利”。

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最早经由周恩来向蒋方的副参谋总长兼军训部长被称为“小诸葛”的白崇禧作了详尽介绍，白崇禧听后给予高度评价，称这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1938年11月25日，蒋介石在南岳召开军事会议，到会的有高级将领300多人，白崇禧在会上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介绍给蒋介石，并说要全国军民都看，蒋介石表示赞成，不久即发给他的部队每个军官一本，要全军学习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同时破天荒地允许《论持久战》在国统区公开印刷发行。此时在国民党军内奇迹般地出现了学习《论持久战》的热潮。傅作义不仅自己认真学习研讨，而且组织部属学习，想把毛泽东的战略思想运用到抗战实践中去。冯玉祥极为赞许并推崇毛泽东的这部军事著作，当即下令他所开办的“三户印刷所”，大量翻印《论持久战》等革命书刊，送给大后方的广大官兵和民众阅读。

《论持久战》还由《大公报》驻美记者，年轻的地下党员杨刚译成英文，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许多国家报刊纷纷转载或摘要介绍。《共产国际》为此曾发表论文称赞说：“有史以来，还没有人把军事问题、战争问题说得这么透彻，这是一部划时代的著作。”

接着，毛泽东针对当时党内外不少人轻视游击战争的重大战略作用，而只重视正规作战的观点，毛泽东写了《抗日游击战争和战略问题》，从战略高度规范了游击战争的多种原则。

还针对当时党内某些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同志，一方面否认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另一方面又怀疑党在战争的战略问题上的方针的正确性，为此，毛泽东在1938年11月6日写了《战争和战略问题》。

在1939年6月至1941年5月，毛泽东特别针对国民党内某些当权人物，一方面装着要抗日的样子，另一方面又以各种方式进行投降活动或分裂破坏活动，毛泽东先后写了《反对投降活动》、《必须制裁反动派》、团结一切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等文，在《关于国际新形势对新华日报记者的谈话》中，在谈到中国前途时，毛泽东指出：应该采取的坚定的政治立场是：第一，坚持抗战，反对妥协；第二，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第三，坚持进步，反对倒退。

1941年6月22日，德国法西斯背信弃义进攻苏联，毛泽东当即为中共中央写了《关于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的指示，号召“各国人民组织国际统一战线，为着反对法西斯而斗争。”指出：“我们“在外交上，同英美及其他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统治的人们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

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十分重视争取国际友好国家和人民，对中国的声援和支持。

早在1936年6月，毛泽东在延安，就热情地接待了经宋庆龄介绍，通过地下党精心安排，冲破国民党的重重封锁线，冒着生命危险来到延安采访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及医生乔治•马海德，经过4个多月的采访后，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出版了，立即轰动了世界。1939年，斯诺再次访问陕北，写出《为亚洲而战》，详尽介绍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情况。1942年，有“斯诺迷”之称的美国总统罗斯福，曾多次召见斯诺，听他谈延安情况，并试图有朝一日美国与中共建立某种关系的可能性，尽管罗斯福的愿望后来没有实现，但使大洋彼岸的一个国家从平民到总统都对地球另一块小小的区域里发生的事情，如此“着迷”，可以说斯诺的文章所起的作用不小，也是毛泽东对斯诺的支持、配合，密切相关。

1937年7月抗战爆发后，加拿大共产党员、著名外科专家白求恩率领由加拿大和美国人组成的医疗队，不远万里辗转于次年的初春来到延安，毛泽东热忱地接见了白求恩，白求恩到晋察冀边区，在那里工作近两年后，不幸因抢救伤员染毒，牺牲于河北完县。1939年12月21日，毛泽东沉痛地写了《纪念白求恩》一文。

1941年10月20日，毛泽东冒雨参加在延安召开的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会。毛泽东在会上讲话，号召建立广泛的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抗击共同敌人，争取最后胜利。

1944年春天，重庆的外国记者在外交使团的支持下，冲破种种限制，组成《中外记者参观团》一行19人到达延安，毛泽东与记者们畅谈国内外形势，介绍中共和边区军民情况。这次中外记者在延安等地采访达半年之久，他们通过实地参观，用自己的嘴和笔，客观地介绍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中国”实况，扩大了中共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和边区及敌后抗日根据地在国内外的影响。

实践证明：毛泽东在抗日战争中所作的这些讲话、文章，其主张，其论点，是何等的切实、精湛，其提出的方针，政策是何等的正确、英明。卢沟桥事变历时70周年了，抗日战争的所有历程和一切胜利，雄辩地证实了：毛泽东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理论的指导者，对抗战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