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湘缘

近日，一篇《美国人该老实一点了》的文章在微信圈热传，据称作者为中科院前院长周光召。不过，很快又有网友考证出来，该文最初是一个名为“周韶光”的人于2016年7月21日发表在《红色文化网》上，第二天由网友“随风的白云”转发时，加上了“序言”，并将作者由“周韶光”改为了“周光召”。

周光召院士也许不曾写过这样的文章，不过，曾说过“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国籍”的他，却用自己的亲身实践，用“两弹一星功勋人物”的卓绝成绩，为新中国的科学发展“写”下了不朽诗篇!

著名物理学家，北京大学原校长陈佳洱曾这样评价过周光召：“对周老的印象应该能用爱因斯坦的那句话来概括：‘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流人物”、科学巨匠周光召——

周光召（资料图）

周光召：1929年5月出生，湖南宁乡人，著名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是世界公认的赝矢量流部分守恒定理的奠基人之一，“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951年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历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协主席，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及所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院长，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团执行主席，中国科协副主席、主席。另有第三世界科学院、美国科学院、欧洲科学院、前苏联科学院、前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保加利亚科学院、蒙古科学院等外籍院士等职，共十一院院士头衔。被誉为“中国科技领军人”。

“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自己的祖国”

周光召生于1929年，父亲周凤九曾是湖南大学教授、著名的桥梁学家。

高中毕业后，周光召考取清华大学选修班。在选择专业时，他的同窗好友、曾任《中国日报》总编辑的陈砾对他说：“学物理吧，我们国家需要这样的人才。”于是，周光召选择了物理系，并于1951年成为着名物理学家彭桓武的研究生。1952年，全国院系进行调整，周光召转入北京大学，进行基本粒子物理的研究。

1957年春，周光召被国家派往莫斯科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从事高能物理等方面的基础研究。

有一次，各国科学家聚集在一起讨论学术问题时，一位外国教授报告了自己关于相对性粒子自旋问题的研究结果。讨论的时候，周光召说出了相反的意见，那位教授发火了。

此时，周光召并没有辩驳。过后，他花了3个月的时间，一步一步地验证自己的看法，随后写成题为《相对性粒子在反应过程中自旋的表示》的论文，发表在国际着名的学术刊物《理论和实验物理》上。随后，美国科学家也得出了相似的研究结果。

在莫斯科学习的三年时间里，他在国际上首先提出着名的“粒子自旋的螺旋态”理论，又提出弱相互作用的“部分膺失流守恒律”，直接促进了流代数理论的建立。他的名字从此蜚声中外。

1959年9月的一天，周光召知道了苏联撕毁合同的消息，他立即把在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工作的部分中国专家召集到一起进行讨论：离开外国人的帮助，中国依靠自己的力量能不能研制成原子弹?回答是肯定的。20多人联名请缨：回国参战。

周光召说，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却有自己的祖国。

两弹一星功勋人物：科学事业是集体的事业

1960年代初，邓稼先把刚从莫斯科回国的周光召带到了风口浪尖上。他于1961年2月奉召回国，调入二机部第九研究院任理论部第一副主任，从事“两弹”研制中核理论的研究工作。

我国在第一颗原子弹的设计过程中，因受到当时世界各国都对原子弹理论高度保密的制约，设计上一度陷入了困境。当时唯一可供参考的内部资料是苏联总顾问向我国部长介绍情况的一份口授的极其简要的记录。由于这份资料上的数据有个别错误，在当时引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周光召以他特有的敏锐和智慧，做了一个“最大功”的计算，从而结束了这场争论，让大家确信算不出的原因是由于资料上的误记。

爆炸成功后，有人称赞周光召为此做出重要贡献，他笑着说了这么一段着名的话：“科学的事业是集体的事业。制造原子弹，好比写一篇惊心动魄的文章。这文章，是工人、解放军战士、工程和科学技术人员不下十万人谱写出来的!我只不过是十万分之一而已。”

与此同时，他在建立严格科研程序、培养科研人员方面，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氢弹的研制成功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此后的十多年中，对我国战略核武器的设计、定型，以及核武器的预研、科学试验等，都有重大贡献。他参与领导了爆炸物理、辐射流体力学、高温高压物理、二维流体力学、中子物理等多个领域的研究工作，取得了许多具有实际价值的成果，为战略核武器的理论设计奠定了基础。

此后，周光召的科学工作主要转入了对粒子物理理论的研究，有许多科研成果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普遍重视。

杰出的物理学家亦是优秀的中科院院长

作为科学家，周光召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做出了有目共睹的业绩：他是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粒子物理学家，长期从事高能物理、核武器和核应用理论研究，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氢弹和战略核武器的设计、研制和试验方面卓有成就，为中国核物理学研究和国防科技及科学事业发展作了重要贡献。1980年，他在国际粒子物理会议上第一次公开露面，钱三强向海内外科学家介绍说：“他是中国最杰出的物理学家之一。”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李政道称赞说：“在我们同行中，他也是相当出色的。”1987年，他以“量子场论大范围性质的研究”项目，获中国科学院重大科技成果一等奖。1993年被意大利政府授予共和国爵士勋章。1994年被香港求是科技基金会授予中国杰出科学家奖。1996年经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审议通过，将国际编号3462号小行星命名为“周光召星”。1999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他“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作为中科院第四任院长，周光召无疑也是极其优秀的。他曾多次强调：提携新秀、奖励后生是我国科学界“刻不容缓的大事”。在90年代,作为我国自然科学最高学术中心的中国科学院必须完成把科研重担向青年一代的历史性转移。

他于1996年任中国科协主席。1998年当选为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8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委员(1994年改称院士)。1982年在中共十二大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85年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增选为中央委员，尔后，连续当选为中共十三届、十四届、十五届中央委员。他是中国物理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国际交流协会副会长、中国国际科技促进会副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是国际粒子和场学会委员、太平洋科学协会主席、国际物理学联合会副主席，《科学杂志》主编，《中国科学》、《科学通报》编委。1998年任陈嘉庚基金会理事长。国际科学界对他的科研成果和科技工作给予高度评价，被第三世界科学院、美国科学院、俄罗斯科学院、欧洲科学院等11个国家和地区科学院选为外籍院士，是目前中国科学家中当选为外国院士最多者。

曾呼吁改进院士制度和现行高考制度

针对一些媒体刊登的，前任中科院院长、中国科协主席周光召炮轰院士制度一文，他没有做出解释，只说，当前的院士制度和科技界，的确存在一些问题。

有人这样批判院士制度：现在的院士类似于“一考定终身”，承袭中国几千年的科举制度，不少院士对自身的定位错了，社会对他们的定位也错了。

周光召认为，的确，院士制度需要改进，“现在到处设院士像和院士馆，这实在有点过分，不利于年轻一代在科学上的成长。学术界应该是没有权威意识的，只有在统一平等的基础上进行讨论才能真正造就人才，实现科技创新。”

在接受其他媒体记者采访时，谈及现在的高考制度，周光召笑言：“如果让我去考大学，我不一定能考不上。”

据悉，周光召当年参加高考时，因偏科而被一所大学拒之门外，后被清华大学录取。他说，我国目前的考试制度，要求考生每门功课都很优秀，才有把握考上较好的大学，这非常难做到。因为有一部分人才是专才，他可能在其他方面有所缺欠，比如爱因斯坦，他读书的时候，曾有几门功课不及格，如果爱因斯坦参加我国高考，也不一定能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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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识分子——饶毅眼中的周光召

【注】饶毅：男，1962年出生于江西，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学术副所长，未来论坛咨询委员会委员，《知识分子》主编 。北京大学理学部主任。

学者是否好，不看外行的毁誉，而在业内的口碑;

伯乐是否好，不看选马的数量，而在他们的影响;

领导是否好，不看在位的权势，而在退后的声誉。

写批评文章容易。但是，颂扬做过领导的人，容易怕受误解而胆怯。本文是八年前写了几段停笔，到写的对象已多年不任领导职位的现在方完稿。

我非常佩服周光召先生：他是中国近三十年最杰出的科技界领袖。他是一位有多种才华、成就卓著的智识分子。

周先生成长于外敌入侵年代，工作在动荡年代，成就于中国较多方面条件较差的年代。

周先生经历丰富，成就卓著。他既在理论物理有建树，也对核武器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他横跨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他担任行政领导后，又为中国科学和技术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他的经历和成就，在中国极少有，世界也不多见。

周先生从未改变其学者本质。他长期对科学有本能的好奇。与他交往过的国内外科学家，都不难体会他知识渊博、思想深刻。他很关注并了解一些生命科学研究，满怀兴趣，而且提出有趣和有见解的问题。

周先生担任领导，不是做官、而是做事。他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初期，国家领导由于对经济发展的理解和眼光有限，曾公开表示不支持中国发展科学，特别是基础科学。周先生忍辱负重，积极工作，保持中国科学的基本力量，并坚持进行改革。也许可以说，中国科学院近30年以来最重要的改革措施之一是确立所长负责制。这个改革，对于中国科学院的发展，迄今仍然起到重要的作用。与之相对的一个缺憾是，校长负责制是迄今国家未能在教育部门确立的一项重要改革，成为长期困扰相当多大学的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周先生任人唯贤，支持了多种人才。他选拔的科学院副院长，来源不限于科学院，而包括大学和其他不很受注意的科研单位。他的支持，已经被证明有先见之明。这也影响了北京大学、自然科学基金委、科技部、中国科协等。

周先生特别支持年轻人。中国的有些领导(可能相当大的部分)把职位当成权力，把自己当成利益分配者。而周先生发现和支持很多年轻人，判断他们的专长，看重他们的才华和人品，了解他们的需要，支持尚未得到广泛认可的一线科学工作者和技术发明者。

周先生支持人和事，并非次次都对。任何一个像他一样支持过这么多人和事者，也不可能都对。他的出发点首先是出于公心，而且总体而言，他的成功率较高，失误率较低。

周先生还客串过风险投资家。80年代到90年代初，科学院因为多种原因鼓励部分科技人员进入经济发展领域，他们创业过程中常需科学院支持。到一定规模，会希望周先生参与决策。“联想”便是其中的一个成功案例。在当时的情况下，科学院能支持出联想这样一个大型企业，就是很大的成功。其中几个关键时刻，科学院冒了相当大的风险。风险投资，不要求次次成功，而需要几次大的成功。周先生的客串，可能一些专业风险投资家也钦佩。

周先生敢于承担风险和责任。1989年 6月左右，他亲自乘车送多位访华的国外科学家去机场，不仅用语言说明国际交流对中国的重要，而且以自己的行动感动国外科学家，使他们迅速恢复与中国的学术交往。他还直接找到国家领导人，得以保证在科学院内不进行整肃。一般在这样的时候，关心自己利益的官员是跑得越远越好，而另外一些人可能简单激动而于事无补。周先生在夹缝中果敢而稳妥地处理好了许多事情。为了中国的科学事业，在紧急时刻，他亲自对外对内做的这些事情，个人风险很大，而迄今知情者不多。

周先生考虑全局利益，而不拘于局部利益。这在我国担任领导职位者中比较少见。他自己是清华的本科生、北大的研究生，以后在科研院所。他支持的人和事业，不限于他领导的部门，当然更不限于物理相关的专业。仅就我所知，他支持过多位生命科学领域从事基础和应用的研究者。

周先生有机遇好的时候，也有机遇差的时候，他都尽可能做好。可能很多人会想到他机遇好的时候，但他任院长时期的中国科学院，在国家重视、经费支持和社会环境等方面，都不能算好。科学院和大学很多人出国，有些所最强的中青年大部分走了。所长能继续维持就不错，甚至难以找到好的所长。而周先生不仅坚持了，还做了必要的、至今仍在起作用的改革。这让人不禁感叹，如果当时有更好的机遇，周先生可能带来较显著的量和质的飞跃。

我和周先生的交往始于1995年。对人的尊重不该来源于权力地位或者收入，而是真才实学和为人。以前我也年轻气盛过。对于担任官职的，我先不信其能力，因为中国报刊可信度有限，我也怀疑对于那时国内宣传的学者。因为我无物理学专长，不能判断物理学家，最早使我认识到周先生是杰出物理学家的，不是报刊上对两弹一星的报道，而是偶尔读到李政道说的(大意)：不仅在你们里面，就是在我们里面，周光召也是佼佼者。周光召成为中国科学院的领导后，有一次在国外，我听到他的发言，觉得其内容令人印象深刻。

鲁白、梅林和我1995年开始到中国做一些工作，首先得到周先生支持。那时，我们仨都是助理教授。但是，周光召和许智宏老师着力支持我们开始做的两件事情(在上海办实验室和在中国开小型高质量科学会议)，都长期延续：上海的实验室后来融入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分子和细胞神经生物学会议，1998年第一次在北京召开后，移师香港，迄今已经11年，可能还是中国最有交流成效的科学会议。

德国科学家施瓦茨和我主持中国科学院上海交叉学科研究中心时期，我也听说德国马普学会对周先生的赞誉。对于王晓东主持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这个科学体制改革的试验，周先生不仅了解情况，而且在危机时刻大力帮助。

写这样的短文，是记述简单的感受，希望让接触中国科学家还不多或不全面的人看到中国更多的方面。中国是由努力工作的人、不工作的人和做负功的人组成的。也许各个国家都是这样，但是相当多的人担心中国后两类太多了。那些有才能而又诚心为中国工作的人，他们的成就和风范激励我们更多的人尽力为中国进步而努力。对于我个人来说，决定全时回国，可能内心在一定程度上也与受周先生这样的科学家感动有关，他们都是在艰苦情况下在国内做出非凡的工作的。而我们的条件，至少是硬件，比那时好多了。看到在中国科技界从领导层到基层都有令人钦佩者，应该增强大家对中国发展的信心。

希望更多的人能从周光召先生的实践中体会其精神，能多做一些我们时代条件所允许的更好的工作。

2002年4月13日动笔，2010年3月22日完稿，4月2日定稿。 发表于2010年4月《科学文化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