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湘缘

　　四川达州“3名儿童扶老太反被讹”一事还没完。“讹人”老妇蒋光容面对媒体仍坚称自己是被小孩撞倒，觉得自己被冤枉，为自证清白赌咒：“如果我说了假话骗人，我全家死绝”。面对公安机关的处理决定，老人一家表示不服，将申请复议。(11月24日《成都商报》)

　　“全家死绝”这种毒誓当然不足为据。诚如网友所言，如果赌咒发誓管用，还要法律和法官干嘛?

　　很欣慰，这起“扶老太反被讹”事件最终走上了法治轨道。在舆论高度关注下，当地警方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调查，认定蒋老太一方有敲诈勒索行为，并依法作出行政处罚，而不是像此前的一些类似事件，要么是双方“私了”，要么被稀里糊涂地搞成葫芦案。这有助于化解南京彭宇案留在人们心中的阴影。需要指出的是，蒋老太有申诉的权利，如果蒋家能拿出比“说假话全家死绝”更有力的证据来证明老人不是自己摔倒，公安机关应做进一步的调查。

　　众多网友对“全家死绝”一说大加挖苦和嘲讽，甚至不乏“愿早日死绝”这样的过激言论。就目前媒体披露的信息以及警方调查结论而言，我个人也倾向于蒋老太是自己摔倒的，认同警方的处理结果。但即便如此，这个时候对蒋老太群起而攻之，乃至落井下石，也是不合适的。

　　从人性的角度而言，蒋老太不服警方裁决，并发出“说假话全家死绝”这样的毒誓，并不意外。老人一般都比较固执，做错了事比年轻人更难认错。从一个摔倒受伤的弱者形象，转眼间变成受助不知感恩、反而敲诈勒索好心人的恶人，被千夫所指，这在蒋老太看来是无法接受的，因此“死不认错”、“反戈一击”是一种本能反应。

　　还应该看到，“扶老人反被讹”这种令人深恶痛绝行为，不仅仅“道德败坏”，也是人性的弱点所致。一般而言，人们身处幸福之中，比较容易生发出“同情”、“怜悯”、“感恩”这样一些高尚的情操，对他人帮助也能给予真诚谢意;而当自己遭遇不幸时，情况就不一样了——如果得不到实质性的帮助，不幸者就可能产生“恶毒”的想法，希望更多的人一起倒霉。“扶老人反被讹”就是这种幸灾乐祸的想法外化为行动，一些摔倒的老人在潜意识里本能地希望自己的不幸能有更多的人共同承担，但错误在于他们“赖”上了与自身不幸不相干的人，而且往往是伸出援手的好人。

　　从“讹人”动因看，除极少数“碰瓷”者外，多数摔倒的老人及其家人都会担心医疗费用，担心巨额医疗花费成为家庭的不堪承受之重。如果我们有更为健全的医疗保障体系，老人不会“一摔致贫”;如果公民在遭遇意外伤害时，有政府建立的专项救助基金额伸出援手，那么每个老人就不会担心自己的摔倒会给家庭带来过于沉重的经济负担，对于他人伸出的友爱之手，就能产生发自内心的感恩之情，而不是盼着“更多人一起倒霉”。

　　没有为蒋老太辩解的意思，我对“扶老人反被讹”的憎恶不亚于任何人。我只是想说，人性中的幽暗面和人性中积极向善的一面都是与生俱来的，而社会制度的完善可以最大限度地激发人性中向善的力量。今天我们都认识到“扶不扶老人”这个问题需要更多借助司法途径来解决，而不是仅仅停留于道德宣教，但法律也不是万能的，不是每一起“扶老人”事件都可以查明真相、厘清责任，由法律作出公平的裁决。

　　人们围观这起事件，最终目的不是看到“恶人受罚”，而是希望看到“扶老人反被讹”这种现象从此绝迹，从今往后我们可以放心地扶起每一个摔倒的老人，说到底还是出自对人心、人性的良好愿望。某种意义上说，人类之所以组建政府，正是因为人类深知人性的复杂，人性中总有一些靠个人难以克服的弱点，这些弱点在某种条件下有可能被放大而危及公共利益，因此需要制度来规训，制度同时也承担着激发人心向善的任务。而构建一个有助于人心向善的制度体系，无疑是政府的责任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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