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湘缘

今年已经年届69岁的周其凤，三年前卸任北大校长。在担任北大校长之前，他曾经担任了4年的吉林大学校长。他1965年考入北京大学化学系，1970年留在北大任教，对北大有非常深厚的感情。

在担任北大校长期间，围绕他的争议从未停止。

2011年10月，由周其凤作词的“化学之歌”，被大众戏称为“神曲”；同年12月，他在湖南长沙一中演讲，谈到高等教育改革时，一句“美国高等教育一塌糊涂”又引起广泛争议；2012年7月，他回到家乡湖南为母亲祝寿时“跪拜尽孝”，被指责为“炒作”；同年7月，他送给香港城市大学前校长张信刚一张CD，里面有一首为母亲写的歌，叫《妈妈的油茶果》。这首歌收获了不错的评价，但也有人指责他做秀。

“我有我的性格，不想改。我对母亲，该哭就哭，该笑就笑；我对学生，该哭就哭，该笑就笑，哭和笑不伤害大家，更不会伤害全国人民。这是我的情感表达，有人不喜欢，我也没办法。”周其凤说。

2016年5月23日，周其凤来到河南师范大学，以“浏阳花鼓”为题，和师生交流人生感悟。“听他讲自己的故事，觉得他为人很朴实，有大家风范，不知道网友为什么总拿他开涮。”一位学生发出感叹。

身为浏阳人，周其凤的确很喜欢花鼓戏。他开玩笑说那是下里巴人的文化，“母亲现在还很爱看电视上的花鼓戏故事”。关于这种戏曲，周其凤写了个顺口溜：

一个草台班子，

几件平常乐器。

二三旦丑角色，

十足地方玩意。

演员像模像样，

观者傻里傻气。

其中滋味谁解，

自古知音难觅。

戏如人生，担任吉林大学和北京大学校长的九年时间里，周其凤感觉每一次改革都不容易，找到知音更是困难。周其凤听到质疑声很多。但是，他觉得被别人骂也不委屈。“因为改革难免会伤害到别人的利益，但对大学而言，那是必须做的事情。”

“在吉大也好，后来到北大也好，我觉得我尽力了。现在回过头看，我觉得我没做错什么。没有什么大的决策失误。这种评价本应该由别人来做，我只是问心无愧。”周其凤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卸任北大校长之后，周其凤的新爱好是写毛笔字。“其实我的字并不是真好看，不过因为是我写的，所以大家都夸我。我心里很清楚，所以还在学还在练。这一年写字有进步，却也是事实。”

“如果说我在母亲面前的情感表达都要看别人眼色的话，

那还不如去死”

“‘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我和孔夫子有一个相似的地方，那就是‘少贱’。”周其凤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周其凤出生在湖南浏阳市尚埠村，村里叫做“风门口”的地方因山险谷深、水急风大而出名。五十年前仅有一道窄长石桥沟通两岸，行者苦不堪言。现在那里通行公路、上游建有水库调节水流，已经成为著名漂流与观光胜地。

在小时候的记忆中，周其凤常常跟着妈妈到附近的深山野岭捡拾油茶果（别名茶子）。按照当地习俗，山主人采摘后残留在高枝桠上和长在险崖之处的茶树上的果子被称为“野茶子”，无论什么人都可以进山采摘，这种劳动叫做“捡茶子”。

周其凤的母亲经常带他进山。他先是在山上玩耍，到了能爬树的年龄也帮母亲采摘一些。有一次，母亲把他放在山里稍平坦的一处山坳里就去捡野茶子了。母亲一边捡，一边喊着儿子名字，怕他走失出事。可渐渐地，母亲离他越来越远，喊的声音越来越小，直到完全听不到，他喊母亲也没有回应。

寂静的深山里，周其凤经历了人生中最恐惧的时刻。有个砍柴的男人来旁边的溪边磨刀，他被吓得大声哭喊，可还是听不到母亲的回音。天色越来越暗，他的哭喊也逐渐沙哑。等母亲回来的时候，哭闹让他几乎虚脱。母亲把他紧紧地搂抱在怀里，哭了很久。

原来，母亲为了尽量多捡到一些茶子，不知不觉翻到山梁的另一边，根本听不到他的哭声。对那段经历，周其凤记忆深刻，他在担任北大校长之后为母亲创作了一首歌，叫《妈妈的油茶果》：

在高山深处的悬崖陡坡，

长着妈妈的油茶果，

油茶果的油汁里，

饱和了妈妈的眼泪，妈妈的苦！

在山溪旁的油坊里，

水车吱扭吱扭地旋转着，

妈妈背回的茶果哟！

榨出了滴滴香油，留下了饼饼茶枯。

洁白的油茶花开了又落，

化作妈妈年年的果。

油茶果的背篓里，

装满了妈妈的希望，妈妈的我。

在我远行的日子里，

妈妈一天一天地变老着，

妈妈捎来的茶油哟！

炒香了我的饭团，陶醉了妈的爱抚。

啊！

在高山深处的悬崖陡坡，

长着妈妈的油茶果……

后来宋祖英演唱了这首歌曲。原歌词中的“山溪”因为与“山西”谐音而被改成了“小溪”。周其凤觉得有些遗憾，因为悬崖峭壁间的山溪才是记忆中的图画。

母亲曾对周其凤说：“孩子你别骄傲，我要读书的话会比你强。”周其凤的母亲今年94岁，一直住在农村，身体还很好，头脑也清醒。周其凤跟她说：“妈妈你也别骄傲，我认识的人还有120岁的，并且还很健康呢。”

担任北大校长之后，周其凤曾回湖南浏阳老家给母亲祝寿。周其凤跪在90岁老母膝前，母子相拥而泣。有媒体还披露了当时周其凤拜寿的详情，据称他跪在母亲膝前说：“母亲80岁的时候，由于工作原因，我没能回来陪您，对不起！您90大寿，我一定要回来陪您！”

当时的一组图片在舆论场上引发了激烈争议。赞赏者多为这一幕母子情深而感动。而批评者却认为祝寿和下跪都是极度私人化的事情，没有必要在公众场合大肆宣扬，怀疑这是“衣锦还乡”式的炫耀。有论者更是直指周其凤在作秀，在“消费亲情”。

“对争议我没有什么可解释的，我已经快70岁了，我母亲90岁了。如果说我在母亲面前的情感表达都要看别人眼色的话，那还不如去死。”周其凤向《中国新闻周刊》说。

北大一位不愿具名的领导回忆，《妈妈的油茶果》的CD，周其凤会经常带着，在出访时见人就送。如果只看表面，有人会觉得他太张扬，仿佛在显摆自己会写歌，但每每播放歌曲时，他总是热泪盈眶，而且能讲出许多和母亲的故事，那一刻大家都相信他作为儿子的一片真心。“他真的很爱他的母亲。”上述北大领导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不到六岁时，周其凤决定去上小学。在上世纪50年代，农村没有户口本，大人说孩子几岁就是几岁。那时候刚解放，还有很多过去没读过书的大人也来上学，周其凤后来报到那个班里就有小叔子和嫂子一起念书的情况。

当时报名小学的孩子要满7周岁，周其凤长得矮年龄又小，谁看都觉得他不够7岁，老师决定不收他。结果第二天，周其凤又去学校，老师问：“你怎么又来了？你母亲说了你岁数不够。”周其凤耍了一点小聪明，“这件事我问过我妈妈，我妈妈她记错了，我就是7岁。”最终老师同意周其凤上学。

“我在没满6岁时做的这个决定成为我人生中最重要的决定。提前上小学使我在1965年顺利考上大学。如果再晚一年，高考停止，我就没有机会上大学，所以这个事情是决定我命运非常关键的事情。有的时候你真不知道命运到底是怎么回事。”周其凤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小时候周其凤并没有什么远大目标。去初中读书时，需要翻两座比较大的山，每年只有四次机会回家，分别是寒暑假和春秋两次农忙假。他一放假就回去帮助家里干活。因为家庭困难，他曾一度面临辍学。到了高中，周其凤希望能做一名大学老师，更加发奋读书，直到后来考上了北大化学系、赴美攻读博士，再回到母校北大任教，算是完成了人生理想。

“球从不会从预想的地方传过来”

现在回看起自己的人生轨迹时，已经卸任北大校长的周其凤说，人生哪能那么“合适”、那么“理想”？

2001年初，北大和北京医科大学合并，两校合并之后，干部的安排成了最大的问题——两所学校的领导班子需要合并到一起。时任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的周其凤当时正负责北大的研究生教育。他找到时任北大校长，表达了自己希望专心做教学和科研的意愿，并请辞研究生院副院长的职务。校长同意了他的请求。

“2001年的春节以后，我就没有行政职务了。”周其凤回忆说。

三个月后，教育部相关同志联系周其凤，希望他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和教育部研究生司司长。周其凤当时不愿意赴任，因为自己刚刚把行政职务辞掉，当时他没接受教育部的提议。一个月之后，时任教育部长陈至立亲自找周其凤，希望他主管前述的两个部门。

“我想人不能不识抬举，教育部很器重你才让你坐那个位置。并且对我来说，从行政级别来看，我那时什么官都不是。”周其凤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到教育部之后，他还兼了国家“211工程”部际协调小组办公室与“教育部财政部985工程”办公室两个部门的主任。

这些安排都不是周其凤所能设想的。就像他很喜欢的法国小说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尔贝·加缪说的那样：“球从来都不会从你预想的地方传过来，认识到这一点对我的生活很有帮助。”

在北大，周其凤曾感觉自己再也没机会走仕途了，并决定以后专心做学问。而在教育部，他也安心工作了三年多。直到后来，时任教育部部长的周济和他提起有几个大学需要校长，分别是北大、南京大学和吉林大学。

“当时我自己瞎琢磨了，如果能去南京大学比较理想。北大不太可能，而吉林大学比较乱，长春又比较冷，我不想去。”周其凤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当时周其凤最不想去的吉林大学由五所大学（吉林大学、吉林工业大学、白求恩医科大学、长春科技大学、长春邮电学院）合并在一起。五所学校的领导班子合并成一个，管理起来相当棘手。而新班子里的每一个人似乎都是某个校区的“代言人”，团结成了大问题。此外，吉大还有28亿多元的外债。

2004年，教育部正式约周其凤谈话。“我那时候已经57岁了，在古代到这个年龄让你到塞外去肯定是犯了大罪，皇上又懒得杀你，就考验你，把你扔到关外去，考验你的生命力。所以让我去的时候涌上我心头第一个词就是‘发配’。”周其凤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周济找到周其凤说：“其凤，去吉大不是要你去做官，而是要你去‘堵枪眼’。”周其凤觉得，如果一个男人要自己去堵枪眼，自己如果不去，会很没劲。于是周其凤下定决心去吉大履职。

当时吉大教师子女入学的门槛非常低：2004年，教师子女能比普通考生的录取分数线低100分左右。周其凤下决心整顿，他不反对稍加照顾，但这部分考生的分数至少也得在重点线以上，最后在录取的时候，吉大只为教师子女降低了十到二十分。

提高子弟入学分数的反响很大，很多家长找周其凤拼命。校园里打着横幅，“我们就这一个孩子，孩子就是我们的命”。不管他走到哪，家长们互相一打电话就会聚到一起把他围上。那年正好赶上中国化学会的年会，作为大会主席，周其凤经常因为被围堵参加不了会议。一旦被围住，他的左右手臂会被几个家长同时抓住，他也不说话，由着家长们把他举起来再放下。

“对家长们的这种行为，我是有思想准备的，而且想来会有一些孩子，因为我而不能上吉大。被骂、被攻击，我也不委屈，因为我应该做这件事情。”周其凤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提高吉大子女入学分数还有更深层的原因。2004年7月周其凤赴吉大任职，8月份在正式开学之前，他去参加新教师的入职培训。在讲话之前，他问，在座各位有博士学位的请举手，出乎他意料的是，几百人里没有几个是博士；然后他再问，硕士请举手，结果数量也不多；他们中大多数竟然只是本科毕业生。更让他吃惊的是，这些新教师基本上全是吉大毕业的。

周其凤明白了吉林大学发展陷入了怪圈，吉大的教师队伍基本都是本校毕业生组成。而在入学的时候，吉大教师子女又是以低分入学，将来自己子女的留校几率又高。“长此以往，老师们没心思做事情，学校就是照顾自己的子弟。如此下去，这个学校该怎么办下去？”

周其凤去做调研，发现很多人不干活，特别是所谓的“博导”。整个大学的科研水平低、规模小、经费又不足。有一次他免掉了几十个博导，而按照他心里的标准，不达标的可不仅仅是这几十个人。但后来，没有一个免职博导来找他闹。

“因为我给他们的条件极低，低到他们自己都不好意思。我给出的标准是看三年里他们的三项指标：科研项目、科研经费、科研成果。如果三年里有一项指标满足要求，就可以继续做博导。哪怕在过去三年里发表过一篇文章。而这几十个人在前面三年什么都没有做。”周其凤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更让周其凤挠头的是吉大还背负着28亿多元的债务。2005年春节的时候老师们的工资都发不出来。周其凤找银行帮忙，借钱发了工资。他找来媒体说，“我是带着十万吉大师生在为银行打工。在向教育部、发改委等部门反映了吉大的债务问题后不久，国家拨款为包括吉大在内的很多大学偿还了债务。”

“我当时希望中央重视大学的债务问题，当年他们决定发展高等教育却没有加大投入，以至于大学的负债很重。有类似问题的不只吉大，吉大只是很突出。那时候就连北大也有几个亿的债务。”周其凤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改革的每一步都很艰难。在吉大期间，周其凤听到的质疑声很多。他觉得被别人骂也不委屈。自己做了校长，做出的决策难免会伤害到别人的利益，但是他不是有意地伤害。即使当年提高吉大子女入学分数线的事件曾损害了一些家庭的利益，但对大学而言，那是必须做的事情。

“在吉大也好，后来到北大也好，我觉得我尽力了。现在回过头看，我觉得我没做错什么。没有什么大的决策失误。”周其凤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因为在吉大的工作受到了认可，2008年周其凤被调任到北大担任校长。他很愉快地接受了教育部的任命，赴北大履新。但是，对于这次工作调动，他仍然没有思想准备。

“我57岁来到长春，那时我已经下决心终老在吉大。在吉大虽说工作很辛苦，但大家对我还是很不错的。我自己也适应了长春的气候和饮食。”周其凤回忆说。

 

 

周其凤。图｜《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董洁旭

“被骂得狗血喷头”

在北大从事管理工作似乎比吉大容易一些，但是受到的关注却大大提高。

2011年正逢“国际化学年”，在北大担任校长已有三年的周其凤作词的“化学歌”《化学是你化学是我》在网络上引发热议。有网友说，歌词“太直白，无美感，堪称‘化学神曲’”；也有网友认为，歌词“朴实，很爱，让人会心一笑，还很励志”。关于“化学歌”的争论至今仍余音未了，其中最尖锐的质疑声音莫过于：“你不好好当北大校长，跑去写什么歌。”

其实这首歌的创作的背景是为了庆祝国际化学年，而周其凤则是被北大学生“逼”着写出来那首“化学歌”。

当时，在国际理论化学和应用化学总部任职的周其凤有个想法：可不可以举办一场音乐会宣传化学年？当他提出这个提议后，大家都说，“很好，老周，你去干吧!”没办法推辞的周其凤只好硬着头皮接受任务。

但周其凤不懂音乐，怎么办？“我想到自己跟北大学生的关系相当‘铁’，其中有一个社团叫‘中乐学社’，是由各个院系的音乐爱好者组成。”周其凤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周其凤随即找来社团里的学生，他们琢磨了大概一个多月后，来告诉他说，“校长，你这事可以办”。学生们的想法是：台湾一位艺术家写过一首歌，里面有“宫商角徵羽”五个调，把这五个调和金木水火土联系到一起，就和元素、化学联系上了，然后，再找个作曲家谱曲就可以了。

学生们还有一个条件，那就是需要周其凤和他们一起创作这首歌。周其凤觉得，既然自己把孩子们鼓动起来，就没有躲避这个事情的道理，“他们让我试试写歌词，后来就试出了这么一首歌词。”他回忆说。

当初周其凤也没思路。有一天，范曾问他，能不能用一个词来形容化学。他想了一下说，化学就是“点石成金”。周其凤突然来了灵感，“有老者问我，化学是什么……”后来谱曲的时候，这一句被去掉了，这样开头：

“化学究竟是什么／化学就是你／化学究竟是什么／化学就是我.....父母生下的你我是化学过程的结果／你我的消化系统是化学过程的场所……”

歌写出来后，周其凤挨了很多骂，比如“天雷滚滚”之类的，有网友说他水平低。周其凤过去很少上网，起初他并不知道自己被骂。有一天他在外面出差，有人告诉他说，“你最近出名了！”后来周其凤才知道自己作词的歌成“神曲”了。

起初周其凤以为“神曲”是褒义词，后来他上网才知道，这不但不是一个好词，还是一个很不好的词。骂声中也有来自北大校友的，他们认为“这是给北大丢人”。周其凤没想过会得到表扬，但挨骂却是他万万想不到的。

在周其凤看来，“化学歌”产生较大争议，还有更深层次原因。这首歌后来在国家大剧院演出，又是大剧院接待的第一个非专业艺术团体，后来歌曲又在央视播出。

“这一来事情就闹大了，骂声中，有人说你这么一个臭歌搞到大剧院去了不说，还上了央视，是不是利用了手中的权力。”周其凤说，“这是冤枉，是孩子们有本事，在这个事情上，北大既没有出一分钱，也没给大剧院发公函。”

“尽管我自己被骂得狗血喷头，但反过来看，这首歌扩大了化学的影响，我很高兴”。周其凤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后来，英国爱丁堡大学音乐学院的院长机缘巧合听说了这首歌，并把歌词翻译成了英文，在爱丁堡的一个节日里请唱诗班表演了这首歌曲。这位院长又把周其凤的《妈妈的油茶果》翻译成了英文。

对于网上的骂声，周其凤认为，一部分来源于不喜欢自己的人，还有一部分源于不喜欢北大的人。

过去如果用百度搜索“周其凤”三个字的时候，比较靠前的一个链接曾是“周其凤免职消息提前传达，北大校园一片欢腾”。链接来自北美网。

“后来我才知道，原来花钱可以让这些链接排在前面。我有点悲哀，百度还是我们校友创立的，这样对待北大校长好吗？”周其凤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在国际组织担任“义工”

卸任校长之后，周其凤的办公地点被挪到了北大陈守仁会议中心的东小楼。办公室是北大提供的，大约10平方米。里面的写字台和座椅由北大的一个企业购置，而办公室的一台电脑则是出自北大的计算机中心。

2016年新年伊始，兼任中国化学会副理事长的周其凤正式履职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联合会（IUPAC）副主席。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联合会是一个致力于促进化学相关的非政府组织，也是各国化学会的一个联合组织，以公认的化学命名权威著称。

周其凤是在2015年8月韩国釜山举行的第48届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联合会（以下称IUPAC）理事会会议上，以117票高票当选。这是该组织自1919年成立以来，首次由中国人担任副主席。根据IUPAC章程，副主席任期为两年，两年后自动升任主席，任期两年。

中国人担任国际权威化学组织的领导人本来是件好事，但是周其凤遇到了不少“难题”。

“我做主席的时候正好赶上这个组织成立的第100年，这就意味着我的担子很重。现在我从北大行政管理岗位退下来，但还在学校领薪水，名义上也还是北大化学学院的教授。实际上，我不开展科研也没有没有经费，就连出国审批也很困难。”周其凤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尽管身为这个协会的副主席，我需要和各国化学会多交流沟通，很多活动需要参与方到当地实际考察。这些活动都需要经费，那么问题来了：IUPAC作为非政府组织，没有预算用于领导人和会员国的沟通往来。”周其凤自己的工资收入又不足以承担往来各国的花销，他更不能用北大的钱，因为在国际组织担任义工和北大并没有直接关系。

“一个七十岁的人，我腿脚不是很好。去美国那些很远的地方我还不便坐经济舱，因为我肾功能弱，坐久我的腿会肿，肿得连鞋子都穿不进去。如果坐公务舱就要贵很多。”周其凤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周其凤觉得国家应该在财政预算上考虑安排一笔钱，专门用于支持在权威的非政府组织担任重要工作的人员。“中国的化学工业的发展曾很大程度上得益于IUPAC，过去外国人在这个组织做义工，让中国人受益，现在反过来中国应该反哺，政府如果鼓励大家在类似的国际组织服务，是造福全人类的事情”。

为了解决燃眉之急，周其凤找到了两个经营企业的朋友帮忙。这两位企业家表示很乐意报销周其凤在IUPAC履职期间的差旅费。不过对于他们的提议，周其凤没有接纳，因为总是去企业报销会麻烦朋友。另外，他们直接给自己钱，自己也不能接受，一旦追究起来又有涉嫌贪污的嫌疑。

后来，折衷的办法是将这笔经费注入北大教育基金会。周其凤牵头，由基金会出面跟企业家签一个协议，表明这笔经费是专门用于他在IUPAC活动费用。如果是六年以后有剩余，这笔钱将转到“周其凤奖学金”里。

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北大教育基金会的报销程序有严格的标准，与周其凤一起出国的助手的差旅费不能报销，因为她没因公出国批件。原来，这位助手是周其凤的一位朋友从自己的企业中抽调出的一名员工，她没有因公护照，更无法获得因公出国批件。

“按照现在的财务管理制度，经费注入到这个基金会以后就得按照国家预算来管理了。但那是我募捐来的钱，募捐目的就是给我做义工用。但现在我募来的钱却使不了。”周其凤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后来，周其凤助手的差旅费还是由聘用她的公司报销了。周其凤觉得，自己借用了人家的员工还要人家出钱报销，实在很尴尬。

《中国新闻周刊》尝试与北大教育基金会负责人了解周其凤募捐来的资金的使用规范以及当初的协议规定。但截至发稿为止，没有得到基金会的回复。

而对于出国的护照管理问题，记者曾致电负责办理员工因公出国手续的北大国际合作部。该部的综合办公室的回复是，“周校长的事情我们不清楚。”而根据该部门网站上显示：“副校级领导干部填写《北京大学校领导出访申报表》，由校党委书记、校长审批，再由党办、校办主任签字。”

一位中直机关负责干部管理的人士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像周其凤这样，在国际化学组织兼职以及参加学术交流活动，按照现行规定，必须按照因公出国进行审批。如果按照因私出国以后会带来不良影响。

至于周其凤一直盼望能简化出国审批流程的愿望，这位人士表示，相关部门对学术交流活动正在研究简化审批程序，新规定近期有望出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