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湘缘

不论是在网上，还是在各种会议上，高官贺铿都更像一个学者，尖锐而理性，批评起政策错误毫不留情，但最终往往落脚于对政府的建言。

4月16日上午九点半，当记者如约走进贺铿位于国家统计局的办公室时，他已经练完一轮书法，角落里堆放着许多墨迹未干的作品，空气中墨香犹存。与许多领导、学者一样，贺铿以书法修身养性，所不同者，他经常将自己新写的作品挂在微博上，与同好“谈诗论字”。

拥有众多粉丝的贺铿，在微博上更多关心的仍是自己的老本行，对经济社会领域的许多热点问题，他嬉笑怒骂，直抒己见，俨然老顽童。“网友说：子曰过的，‘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本老头或者是‘血气既衰’，但仍霸气。”

很难看出，贺铿已是年过古稀的老人，作为中国计量经济学的开拓者，他长期任职高校，此后更出任国家统计局副局长、第十一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高位。2014年1月11日，他的微博中有这样一段话：“我2013年底退休，工作了48年又3个月，其中30年在高校，18年又3个月当公务员。我的体会是：不严格要求自己都不好当。”

在贺铿看来，诸多头衔中，“唯有教授最真实”，不论是在网上，还是在各种会议论坛上，高官贺铿都更像一个学者，尖锐而理性，批评起政策错误毫不留情，但最终往往落脚于对政府的建言。

在2014第五届网易经济学家年会上,贺铿遇到了“大炮”任志强，在他刚发表完“房地产存在大量泡沫，作为民生产业，不应成为支柱产业”的观点后，接着登台的任志强第一句话就是“很不幸，我与贺主任的观点完全相反”。主持人提议两人展开圆桌辩论，贺铿答曰：各说各，不争论。《英大金融》再提此事，贺铿依然坚持：我的目标是说服政府，并没有想说服任先生。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在内外需均不足的情况下，面临滞涨与经济下行压力。2011年5月，时任总理温家宝在武汉召开的六省市负责人会议上，对经济下行很着急，会上逐渐有形成“加大投资保增长”观点的趋势。贺铿当时即提出，防风险比稳增长更重要。

几年以来，贺铿不断重申这一观点，在他看来，中国经济保持7%～8%的增速问题不大，但存在的金融风险却不容小觑。造成风险的主要因素在于房地产、地方债与影子银行。在每个问题的背后，无不充斥着理念与利益的种种纠葛，破解难度可想而知。

住有所居有多难

近20年来世界范围内爆发的金融危机，没有一次不是由房地产引发的。正缘于此，贺铿对房地产可能引发的金融风险格外关注。

在他看来，房地产的泡沫表现在多个方面，现已推至很危险的境地。首先，平均房价与平均居民收入严重脱节。世界各国的平均房价收入比为4～6，意即一个家庭4到6年的收入，就可以买一套适合居住的房子，有人计算在中国这一数字为12。其次，投资、投机性购房占整个购房的比例不小，2亿多农民工在城里买不起房，有钱有权的人大肆炒房。此外，像鄂尔多斯(600295,股吧)、神木那样出现大量空置房的“鬼城”不断增加。

贺铿与一些买房的年轻人聊天，发现按揭资金占了他们工资的30%～50%，乃至更高。而房地产开发商的大部分建设资金来自银行，自有资金达到一半的开发商几乎没有，一旦经济出现问题，极易引发多米诺骨牌式的系统风险。

房地产泡沫的根子在于地方政府炒地、投机者炒房。商品房目前的调控方式，说到底就是两限——限购、限贷，从市场经济的角度来看，无疑都是不合理的。

如何遏制地方政府炒地，贺铿提出一个釜底抽薪的办法，建议将土地收入收归中央财政，用于建设廉租房、改造棚户区和加强社会保障。这样一来，地方政府与土地收入没有了利益关系，思考的问题就会不同，不但没有热情抬高价格，“可能还希望他的子民住得便宜一点，生活安逸一点”，房价从而得到一定抑制。

在贺铿看来这很合理，“土地不是国有的吗？收归中央财政后，哪需要钱用到哪儿去。”

此议一出，地方政府反对的激烈程度可想而知。在众多反对声中，一种声音最为响亮，那就是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不对等，可这个问题在贺铿看来是伪命题。在广州开会的时候，他就问：“有土地收入不过十年，前几十年是怎么对等的？而且现在全国真正有土地收入的地方政府不到一半，他们的事权财权是怎么对等的？”当地一些领导说“中央让我们办好多事，广州办亚运会就花了很多钱”，贺铿反问：你现在不就是建“小蛮腰”（广州塔）欠了一屁股债么，不建“小蛮腰”，运动会可以开吗？在他看来，地方政府好大喜功，指导思想有问题，并非真正的财权事权不对等。

伪命题背后有真问题。中央的财政转移支付和地方的收入水平一直没有形成很好的改革。与国外相比，中国的财政转移不科学。比较好的办法是综合各种因素，计算出各省各地的负担系数，据此进行转移。其次，地方人大会议召开时间早于全国人大，全国人大批准的全国预算中转移给地方的部分，根本无法进入地方预算。此外，占财政转移百分之五六十的专项财政转移项目都由发改委和有关部委决定，中央出一部分，地方政府再配套一部分，造成“跑部钱进”与“中央钓地方，地方钓中央”的钓鱼状况。贺铿主张加大财政改革力度，规范财政转移并且尽量减少专项转移，对教育等地方财政难题可适当收归中央负担。

遏制投机者炒房的关键，则在于尽快推出房产税。征收房产税，首先不要增加一般老百姓的支出，对基本住房面积免税，该数据取决于城市人均住房面积，目前为30多平方米。其次，对超出的部分实现阶梯税率，税率水平要足以起到调节作用。贺铿认为上海与重庆的房产税试点的做法行不通，正在于没有做到上述两点。

在他看来，房产税不必等到不动产联网登记完，可以采取“见人就免税，见房就征税”的办法，征税前先把免税的钱退了，然后按房征税，对一定时间内无人认领的房子，可参考国外做法，收为公租房或重新出售。开发商把房子建好后三月内不卖，即开始征税。

截至去年年底，房产税迟迟不能立法，贺铿认为最大的抵触来自管理者与决策者，因为他们多数拥有多套房子。此外，合理区间不收税的部分没有宣传出去，致使百姓不能理解。

在谈及买房难的问题时，中国房地产集团前董事长孟晓苏认为关键在于政府欠了十几年未建保障房的债。贺铿曾当面与孟晓苏探讨并认同他的观点，直言政府在保障房方面一直做得不太好，虽然做了一些东西，但做的方法有问题。

贺铿一直不赞成所谓经济适用房，“一种商品两种价格”，“中国几十年的改革出问题都出在双规制价格。房子又搞个双规制价格，领导为什么喜欢双规制？因为只有双规制才有寻租的可能。”另一方面，廉租房盖得太少，管理也不规范，“在国外，廉租房永远是政府的财产，政府不拿它去赚钱，而是补贴没房住的最低收入者。一旦收入水平达到某个限定，就必须搬出去。”公租房的概念还未明确提出，目前在中国尚未启动。所谓公租房，产权归开发商，只是在建房时，政府给予开发商土地与税收的优惠政策，房屋建成出租后，开发商必须接受政府限定的合理出租价格。公租房在很大程度上是房屋租金的稳定器。

“如果把这些体系都建立起来，达到成思危所说的‘住有所居’应该问题不大，”所幸的是，“本届政府的思想逐渐在明确，只是资金来源现在有问题。”

欠债总是要还的

地方债目前最大的危险并不在于规模，即使按最宽口径的27万亿元计算，占GDP比例不过40%左右，在贺铿看来，真正的危险是没有确立起一套还债机制，地方领导举债时不考虑偿还能力，债务又多数以地抵押，一旦房地产出现问题，风险便不可避免。

贺铿认为，地方债表现出的金融风险主要是加大了银行的呆坏账。如何剥离这些呆坏账？“说得直白一点，债肯定是要还的，一个是中央政府还，一个是老百姓还。老百姓怎么还？物价上涨，通货膨胀，我们这些年不就是这么还的吗？”

而在现行机制体制下，地方政府的举债模式，无论是发债还是向银行贷款，在贺铿看来都不是好办法。如果像国外那样，建立起一套还钱的机制，发债当然优于向银行贷款，但也不排除通过向银行借贷解决急需的问题，“这两个方式都可以用，但是现在都不好用。”

贺铿注意到，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方案已经开始考虑这个问题，那就是搞负债表，建立地方政府的信用评级体系。根据地方政府的收入前景等一些同期指标决定发债额度。到那时，“发债不由政府决定，应该由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地方政府申请一个额度，到人代会上审议”。

此外，要建立领导干部责任制，加强审计工作。为官一任，要真正对老百姓负责，不能像现在搞个形象工程，为了虚的政绩大搞重复建设，“上面领导一高兴给你提一级”。形成完善的问责制度后，“该负什么责负什么责，没有什么好说的”。

仔细看完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六十条《深化改革决定》，贺铿觉得“还是不错的，问题就是要落实，要做”。

被丢掉的马克思

从2008年担任第十一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起，贺铿一直在关注影子银行的问题。

问题主要集中在民间借贷与银行理财产品。前者因为在地下，很难掌握其具体情况，只有在问题爆发后，人们才意识到其严峻性。2012年6月，贺铿看到一份国家审计署向人大常委会提交的报告，报告提到，分析2011年746家中小企业的债务余额，超过一半来自民间借贷，其中70%是半年内的短期借贷，利息率均高达24%以上。一旦外部环境不好，资金链断裂,引发的就是又一场“温州之殇”。

理财产品的问题同样不可小觑，因为多数银行只在其中承担中介角色，并不负责到底，“借给谁，怎么借，利率是多少”，银行并不清楚，对投资者所承诺的无非是比存款利息高一些的回报。

2008年金融危机刚发生时，在一次研讨会上，一位德国的副议长告诉贺铿，危机发生后，马克思的书在德国都卖脱销了，大家回头检讨这次金融危机，觉得马克思说得有道理。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金融是一个服务产业，不创造任何财富，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通过服务实体经济分享一些利益。贺铿认为国内金融的问题，是把马克思关于金融的很多合理论述丢了，同时又有点食洋不化，照搬一些并不适合中国的金融理论，一味以钱炒钱、脱实向虚。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与银行的指导思想有直接关系。

金融如何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强调金融产品的创新没有问题，可在贺铿看来，金融产品目前不是简单创新不够的问题，而是乱的问题，创新应该在更好地为企业融资服务的前提与目标下展开。金融机构赚钱没有问题，可政府的监管必须跟得上，“金融产品怎么发行，怎么做，银行利率浮动区间是多大，上市公司盈利后如何给股民分红，这些都需要监管部门出台细致的规则”。

不该伸手莫伸手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中提到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在于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需要有效的市场，也需要有为的政府，在贺铿看来，政府的作为主要应该体现在两个地方：确立货币、财税等宏观政策，并利用政策进行宏观调控；通过立法、行政的办法，对市场进行有效监管，保证市场既是自由竞争的，又是有序的。

对企业发展什么，不发展什么，投资什么，不投资什么等微观经济主体自身的事情，政府只能政策引导，不能去干涉，“只要一干涉，就会形成政府和商人的相互勾结”。

在目前的中国，贺铿认为有两件事情，属于政府管了不该管的，管得太多。一是经济结构的调整，“过去一直由发改委去调，今天这个多了，明天那个又少了，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调来调去，调了几十年，没有调出一个名堂”。贺铿一直认为，结构调整应该由市场决定，政府只能引导。

第二件事是产能过剩。市场没有需求，产能就得有压缩，该倒闭的企业就得倒闭，地方政府不要采取各种措施拼命扶持。贺铿举了光伏产业的例子，在他看来，“整个光伏产业都是政府搞出来的”。国外也扶持一些新兴产业，可人家的重点在核心技术，中国的着眼点却在产能与规模，“说白了是计划经济的思维，把GDP看得太重”。即使这样，市场永远比政府聪明，奥巴马开始想大力发展新能源，结果市场的发展不如预期，去年又开始扶持3D打印技术。

1月15日，在“责任中国”人民网(603000,股吧)2013年度评选中，贺铿等获评“2013年度十大个人微博”，获奖理由是“百余字洞悉财经脉络，几张图共赏笔墨丹青。以平实语言讲述财经问题，在网友中掀起一股新的‘财经热潮’”。

贺铿发表一句话感言：祝马年为实现中国梦增添正能量！

贺铿一直不赞成所谓经济适用房，“中国几十年的改革出问题都出在双规制价格。房子又搞个双规制价格，领导为什么喜欢双规制？因为只有双规制才有寻租的可能”。

地方债的真正风险在于没有确立起一套还钱机制，不解决这个问题，地方政府的举债模式，无论是发债还是向银行贷款，在贺铿看来都不是好办法。

贺铿

著名统计教育家与经济计量学家，中国经济计量学开拓者。九三学社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国统计学会副会长，中央财经大学统计学院院长。1942年出生于湖南临湘，1965年7月毕业于湖北大学(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统计学专业。历任中南财经大学教授、西安统计学院院长、国家统计局副局长等职。2008年3月，被任命为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