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湘缘

    1919年，他参加了蔡元培创立的中国第一个新闻学会——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是最早的会员之一。同年，他先后主编《湘江评论》、《新湖南》周刊、《新闻学学会会员通信集》，创办“平民通讯社”。1923年4月，和李达创办《新时代》月刊。1925年12月创办《政治周报》。此后，他在党内报刊和新华社发表了大量新闻作品和有关新闻工作的论述。《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收入的其为新华社撰写的政治性评论就有《蒋介石在挑动内战》、《将革命进行到底》等16篇。曾收入中学课本的《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行家评为“消息”中的经典。

    这里，说的是青年毛泽东在湖南《大公报》当特约记者的故事。

    毛泽东在大公报的人缘

    曾任湖南《大公报》主笔张平子回忆：“1920年6月，（张敬尧被驱逐后）毛泽东此时从北京转回长沙，寄寓其族人毛宪律师事务所内。该所在新安巷，与大公报馆仅一壁之隔。该社原有全国各城市及日本、英国、美国、南洋群岛等地的交换报纸一百多种，陈列于我的寝室外面室中。毛泽东极喜浏览报纸，每坐其中辄数小时不去。遇风雪之夜难于返寓即与我同榻而卧。”

    辛亥革命后，张平子与几个同仁创办了《大公报》，身为主笔兼编辑，与毛泽东同为湘潭人，同在长沙城，同有报刊缘，自然也就成毛泽东“早年之友”。解放后，张平子做了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省参事室参事、省政协委员。

    毛泽东在大公报馆的另一个朋友是主笔龙兼公，也是湘潭人。打开《毛泽东早期文稿》，无论发起湘潭县教育促进会，还是提出制定“湖南宪法”，都有毛泽东和龙兼公的署名。可见，毛龙二人“声气相投”。

    毛泽东组织文化书社，募集股款，每股十元，大公报的“编辑同人皆曾入股”。《大公报》的一些采编人员还参加过毛泽东组织新民学会的一些政治活动。

    毛泽东与湖南《大公报》缘分非浅！

    当上“馆外撰述员”

    湖南《大公报》自1915年9月1日创刊，一直出版到1947年12月31日，经历了30多年。那个时候，“湖南政潮汹涌，政权几易，战乱频仍”，《大公报》在社会的惊涛骇浪中，“遭停刊处分9次之多，成员遭逮捕、系狱、审讯和逃亡次数更多，财产、书物、房屋被抢劫焚毁尤难估计”，仍能坚持这么久，足见其在湖南的影响。

    其实，早在1917年，毛泽东就已注意到《大公报》的影响。7月25日他曾致函萧子升，对长沙的《湖南公报》、《大公报》的评论和新闻报道作了比较和评论，认为《湖南公报》所刊载的孙中山先生等人的演讲，对读者很有启发，为《大公报》所不及。

    毛泽东在北京当了一段时间图书馆助理员、赴上海送别湖南赴法勤工俭学的蔡和森等人后，于1919年4月回到湖南，在修业小学做历史教员。他不仅喜欢看报——有“报癖”之称，也是办报的“里手”，稍后一点时间也开始办报办刊，自然和新闻界联系紧密起来。我们在《毛泽东早期文稿》中，除看到其在《大公报》发表的两篇公文外，还看到了当年9月26日《大公报》刊有他的小品文《原来是他》。在《湘江评论》、《新湖南》被督军张敬尧封杀后，毛泽东有话还得借助一个阵地说，而《大公报》的“同人颇佩服他的卓见”，于是也就当上了该报的“馆外撰述员”。

    据张平子回忆：“1919年11月8至10日”，《大公报》“连续三天在第2版刊登‘本报特别启事’：‘本报添约毛润之先生为馆外撰述员，此布。’”

    “馆外撰述员”身份与现在的“本报通讯员”相似，但又不完全是。

    赵五贞自杀事件“系列报道”

    从毛泽东在《大公报》所打响“第一枪”来看，他做的是“特约评论员”或专栏作家的事。

    11月15日，《大公报》刊登了社会新闻：长沙女子赵五贞，被迫嫁给比她大20岁的古董商，在花轿中用剃刀自杀身亡的报道。

    16日，《大公报》就刊登出毛泽东的文章《对于赵女士自杀的批评》。文章分析了赵五贞自杀的原因和社会环境，是“三面铁网（社会、母亲、夫家）坚重围着”，是“婚姻制度的腐败，社会制度的黑暗”。并提出建议：“希望有讨论热心的人，对于这一个殉自由恋爱的女青年，从各种论点出发，替她呼一声‘冤枉’”。

    《大公报》支持毛泽东的意见。一方面，在半个月内，对赵五贞的自杀事件作了连续四次的跟踪报道。另一方面，从11月16日起，辟出专栏，对这一自杀事件进行讨论。毛泽东在《大公报》上连续撰写时评和杂感，尖锐抨击封建礼教和社会的罪恶，引起了读者的广泛参与讨论，形成对旧社会封建婚姻制度的强烈舆论制裁。至12月1日，《大公报》共发表讨论文章36篇，其中有9篇为毛泽东所写。如毛泽东发表的《“社会万恶”与赵女士》、《非自杀》等文章，把读者的注意力引导到对“社会万恶”制度的控诉。此外，毛泽东还写出了《打破媒人制度》、《婚姻上的迷信问题》、《婚姻问题敬告男女青年》等文章，批判了封建礼教，呼吁妇女解放和主张恋爱婚姻自由，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

    有人评论说，《大公报》“无论人力还是物质条件都不好，若不是该报慧眼识珠采纳毛泽东的意见开展讨论活动，以及毛泽东本人的积极参与，是怎么也办不到的。”同时认为，这次“讨论成功，为以后毛泽东的‘傍着活事件讨论理论问题、社会问题’的主张打下了基础。”

    高产质优的“特约记者”

    到了1920年10月，毛泽东被聘《大公报》的“特约记者”。

    这之前，按张平子的说法是“他为本报写了不少文稿，同人颇佩服他的卓见”，也就是说毛泽东的办报才华得到了行家的钦佩。

    这个时候，第三次督湘的谭延闿，为避免三湘战火不断、政权得得失失的“怪圈”，想在南北对峙的夹缝中求生存，稳定自己的统治，祭起了“湖南自治”的“法宝”，还准备制定“湖南宪法”。《大公报》也以为如此不仅可以让湖南“独立”于南北争斗之外，还可以实现民主政治，也就准备在“自治”上大作文章，“拟集合一批思想进步人士专任撰述，特聘请毛泽东、金缄三、马文义等为特约记者，并将聘书刊于报端，以示隆重。”

    于是，毛泽东当上了“特约记者”。

    人们从《毛泽东早期文稿》发现，毛泽东对“湖南自治”是投入了相当热情的。从9月3日至10月7日，毛泽东除进行动态性报道外，还在《大公报》上发表关于“湖南自治”的政论文章10篇。如：《湖南建设问题的根本问题——湖南共和国》、《“湖南自治运动”应该发起了》、《释疑》、《再说“促进的运动”》、《“全自治”与“半自治”》、《“湘人治湘”与“湘人自治”》。

    毛泽东除了写政论时评、搞动态报道外，他的另一个任务是“作记录”。张平子回忆：“1920年10月有一批中外名人应邀来湘讲学，其中有英国的罗素夫妇和美国的杜威夫妇，以及章太炎、蔡元培、吴稚晖、张溥泉等人。他们分别在教育会、遵首会作了讲演。本报以为这是新文化、新学术的一次盛举，除编辑部人员多数参加外，并邀请特约记者毛泽东、金缄三、马文义三人参加，并请他们担任记录。金、马二人每次负担一篇至二篇，毛泽东独能一天完成三篇以上，每篇都约三四千字。讲演结束后，政府将讲演稿印成专册，都是采用《大公报》的记录稿。未几，赵恒惕赶走谭延闿，取而代之……”

    可见，毛泽东做记者不仅高产，而且质优。

    “毛记者”与“李总编”笔战

    也就在这一年10月，毛泽东被聘为一师附小主事，后来还兼任了一师的国文教师，自然更多的时间放在“本职”工作上了。

    不过,到了1922年12月，毛泽东却与龙兼公打了一场“口水仗”，不是个人恩怨，而是各为其“主”。长沙市印刷工会向资方提出两项要求……“双方开会谈判，工方由毛泽东记录，资方由龙兼公记录，记录者有发言和表决权。辩论结果，龙兼公理拙词穷，终于尽依工方要求……”

    《大公报》的总编辑李抱一是个“思想上反对共产主义”的人，12月13日对此发表了一篇时评，署名“盾”，题为《工人罢工后的几句话》，说是“我劝印刷工人以后千万要注意基本学问……为了不受人驱策，不为人作实验主义的牺牲，更非注意学问不可。有了相当的学问，然后可以免掉这种弱点”。“忠告从事劳工运动者，不要满足于罢工胜利和组织工作，结果只有助长工人嚣张习气，使社会增加不安宁。”

    12月14日，《大公报》刊出了毛泽东执笔写的《印刷活版工人致大公报记者盾书》，指出这位记者是“穿着长衣告诫我们工人”，接着说：“现在社会上工人、农民和学生似乎是‘被人教训者’。”“而长衣社会的先生们则是拿出大知识主义，大读书主义的教训人者”。“工人并不接受别人的教训，但是教训人者必须做到下面三点：但愿教训我们的人能站在我们的地位教训我们，能够不为我们的师长，而降格为我们的朋友。二、但愿教训我们的人，能将事实调查清楚，不要含沙射影，更不要蔑视人家的人格。三、但愿教训我们的人，能够下得身段，真真实实地教训我们。”

    笔战是毛泽东占了上风，也不知李抱一作何感想。而读者却有点莫名其妙，问主笔张平之，同一报纸刊出意见完全相反的文章是怎么回事。好在张平子机智和幽默，回答说：“相反盖相成，此大公报之所以为大公报也。”

    不过，毛泽东与《大公报》虽然有这场不愉快，但他在早期革命活动中还是借助这一舆论工具。经毛泽东的推荐，《大公报》还连续转载了上海《共产党》月刊上的一些重要文章，如《俄国共产党的历史》、《列宁的历史》、《劳农制度研究》等，宣传马列主义思想，在社会青年和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