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湘缘

作为毛泽东的两个女人，杨开慧知道贺子珍的存在几乎是早晚的事。杨开慧被捕后有很多名人比如蔡元培等向当局施加压力，要求释放她，因为杨开慧的父亲是北大的教授，很有影响力。当局也同意了，但有一个条件就是杨必须登报与毛泽东离婚，可杨傻傻的偏不干。结果命没了。可这时贺子珍已经跟毛泽东在一起了。杨开慧知道贺子珍后写到：他一定是丢弃我了。

毛泽东有四次婚姻，他比杨开慧大8岁，在四次婚姻中，毛泽东最珍爱的首推杨开慧，他称杨开慧为“骄杨”、“我亲爱的夫人”，也是毛泽东忠诚的伴侣、革命征途中的贤内助。

开慧思念毛泽东

杨开慧比毛泽东小八岁，毛泽东是她父亲杨怀中（昌济）教授在湖南第一师范的高足。杨怀中教授去世前曾致信湖南名流章士钊说：“吾郑重语君，二子（指毛泽东、蔡和森）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后来，毛泽东去北京，投靠这位恩师，并寓居杨宅，1920年冬跟开慧结成秦晋之好。

自那以后，杨开慧结婚七年，连生了三个儿子。她跟随毛泽东去上海、广州、韶山、武汉、长沙，过着朝不保夕、颠沛流离的动荡生活，几乎没有过一天安顿的好日子。

杨开慧与毛泽东的夫妻生涯是在毛泽东秘密工作中度过的；杨开慧对毛泽东的忠诚与爱，更是难以言喻。开慧知道，与毛泽东再次见面，难于上青天。所以，她把她的爱，倾诉在字里行间，藏在墙缝屋角。她想，这感情的记载，终会传到毛泽东手里，那就死而无憾了。实则上，这是用血泪写成的七篇散记。最后一篇是1990年再度修缮她的卧室时，在室外屋檐下霍然露出，那是1930年1月28日写的，她去世前十个月的手迹，看来字字皆是血：

几天睡不着，我简直要疯了，许多天没有信，天天等。

我不要这样悲痛，孩子也跟着我难过，母亲也跟着难过。

即使他死了，我的眼泪也要缠住他的尸体。

一个月一个月半年一年以至三年。

他丢弃我了，一幕一幕地，他一定是丢弃我了。

他是很幸运的，能得到我的爱，我真是非常爱他的哟。

不至于丢弃我，他不来信一定有他的道理！

父爱是一个谜，他难道不思念他的孩子吗？我搞不懂他。

我要吻他一百遍，他的眼睛，他的嘴，他的脸颊，他的额，他的头，他是我的人，他是属于我的，只有母爱是靠得住的。

开慧对于毛泽东的爱是伟大真挚的，她渴望有个男人守望在身旁，然而，她心无旁骛，只爱毛泽东。她写道：

人的感情真是奇怪，王春和那样爱我，我连理也不想理他。我真爱他呀，天哪，给我一个完美的答案吧！

在开慧思念毛泽东几乎疯狂之际，毛泽东正在“走麦城”，而且，这二打长沙，成了何键捕捉杨开慧的直接导火索，这是毛都想像不到的惨剧。

所以，杨开慧发自肺腑、无奈之极地说：

只要每月能够赚到六十元，我就可以叫回他，不要他做事了，那样随他的势，他的聪敏或许还会给他一个不朽的成功呢！

杨开慧就义解密

1920年冬天，毛泽东与杨开慧在南门妙高峰下的一座小楼结婚。船山学社毛泽东的卧室便是他们的新房。

1921年春夏之交，毛泽东到洞庭湖滨岳阳等地考察学校教育，进行社会调查。而新婚后的洞庭考察，正当中国共产党诞生前夕，意义更加重大。但是，毛泽东是个性情中人，对于新婚燕尔的娇妻，日夜思念，有时彻夜难眠。

情思难禁，诗兴勃发，毛泽东挥笔写下《虞美人·枕上》词：

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夜长天色总难明，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晓来百念都灰烬，剩有离人影。一钩残月向西流，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

这是青年革命家毛泽东的离愁别绪，兼写身世的凄凉与哀怨，充满了阴柔之美、阳刚之气。

1923年4月，湖南军阀赵恒惕下令通缉毛泽东，他只身去上海，那时杨开慧已怀了第二个孩子岸青，不能随行。毛泽东12月底又从上海去广州，取道长沙。惜别爱妻，在南去列车上用铅笔写下《贺新郎》一词向杨开慧倾诉：

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知误会前番书语。过眼滔滔云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人有病，天知否？今朝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凭割断愁丝恨缕。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重比翼，和云翥。

1924年夏天，杨开慧和母亲一起，带着两个孩子，来到上海毛泽东身边，住了半年多，因毛泽东身体不好，带着全家人回到韶山冲老家养病，毛泽东在家乡一边养病一边组织雪耻会，成立了中共韶山党支部。毛泽东去广州不久，开慧又带着孩子到了丈夫身边，在那儿住了一年多，湖南农民运动高潮中，全家又回到长沙，住进了望麓园的一所房子里。

毛泽东参加中央“八·七”会议后，作为党中央特派员，回湘改组湖南省委。

结婚八年来，一家颠沛流连。吃百家饭，走万里路。

1927年9月，毛泽东去浏阳文家市领导秋收起义，带着工农革命军上井冈山，杨开慧及三个孩子，只好寄居在板仓娘家，他们没有真正的家啊！

从此，天各一方，苏区与白区，俨然阴阳两界。开慧只好把她对丈夫的热爱，用笔录下来。

开始，毛泽东还通过地下渠道，鸿雁传书，给开慧带去无限的慰藉，井冈山上“才到初秋霜已降，每逢春尽雪方消”，毛泽东在信中说，山上气温低，可战士们还穿着秋收起义时的单薄装束，毛泽东穿着草鞋行军，脚被磨破溃烂了……

开慧接到这封信，便在一张毛边纸上写了《偶感》一诗：

天阴起朔风，浓寒入肌骨，念兹远行人，平波突起伏。足疾已否痊，寒衣是否备，孤眠谁爱护，是否亦凄苦？书信不可通，欲问无人语。恨无双飞翔，飞去见兹人。兹人不得见，惆怅已无时。

说到毛泽东的爱情，就不能不提到贺子珍。

生于1909年中秋的贺子珍，是江西永新乡绅贺焕文长女。她才貌出众，少女时代是有名的“永新一枝花”。

1927年8月，贺子珍参加永新暴动，并跟随宁冈农民自卫军上了井冈山。11月初，贺子珍被调任前委秘书，到前委书记毛泽东身边工作。冬天，陪同毛泽东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各地区做社会调查，帮助毛泽东整理、抄写一系列调查材料。

1928年5月28日，在袁文才、王佐的撮合下，毛泽东同贺子珍结为夫妻。

成婚之前，毛泽东就曾神色黯然地告诉过贺子珍：自己结过婚，妻子杨开慧和3个孩子留在湖南老家，久无音信，生死未卜。婚后，夫妻二人住在附近的攀龙书院八角楼时，他发现子珍总是将一个旧包袱另外放着，便问里边包的什么？贺子珍说：“我的行李。你什么时候将开慧姐接来，我什么时候离开。她带着3个孩子，多不容易呀。”

1929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的36岁生日，开慧下了面条，遥祝夫婿平安健康。待孩子睡下，她在桐油灯下铺上毛边纸，继续写她的散记。

天哪，我总不放心他。只需他是好好地，属我不属我都在其次，天保佑他罢。

今天是他的生日，我格外的不能忘记他，我暗中□□□□（笔者注：原件字迹不清）家人烧了一点菜，晚上又下了几碗面，妈妈也记着这个日子。晚上睡在被里又伤感了一回。听说他病了，并且是积劳的缘故，这真不是一个小问题，没有我在旁边他不会注意的，一定□死方休。他的身体实在不能做事，太肯操心，天保佑我罢，我要努一把力，只要每月能够赚到六十元，我就可以叫回他，不要他做事了，那样随他的势，他的聪明或许还会给他一个不朽的成功呢！

又是一晚没有入睡。我不能忍了，我要跑到他那里去。

小孩，可怜的小孩又把我拖住了。

我的心挑了一个重担，一头是他，一头是小孩，谁都拿不开。

我要哭了，我真要哭了，我总不能不爱他……

开慧在散记中还记下了一个秘密：板仓有两个男子，给她献殷勤，拼命地追求她。当时她二十七八岁，是个成熟的少妇。但她心无旁骛，只爱毛泽东一个人。

开慧的处境是十分危险的，板仓离长沙也仅百十公里。自从1927年马日事变以来，板仓被杀害的革命群众就有460多人。所以，她好似生活在虎口和魔掌之间，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要革命就会有牺牲，对于这一点，开慧是有思想准备的。

朱德妻伍若兰在长沙司门口枭首示众，正好让开慧目睹惨状，回到板仓，她用毛边纸写下了愤怒而娟秀的文字：

或许是我太不合时宜的缘故罢！为什么人家欣喜的事，我却要悲伤呢？想不到前清时候罪诛九族的故事，现在还给我瞧到（杀朱德妻虽然未及九族，根本是一回事）！我以前根据我的时代眼光，对于杀人的事实，常常是这样说：杀人是出于不得已的啊！虽然事实常常不是这样的……可是啊，这一次杀朱德妻的事，才把我提醒过来！原来我们还没有脱掉前清时候的文明风气，罪诛九族的道理，还在人们心里波动！……

偶然在长沙城碰见伍若兰杀头示众的事，对开慧可是个不祥的预兆，她更作好自我牺牲的心理准备，只是，舍不得三个活泼可爱的孩子啊！岸英八岁、岸青七岁，岸龙才三岁，万一自己遭遇不幸，可孩子怎么办？母亲年纪大了，丈夫远在江西打仗，且行踪不定，生死未卜，自己死不足惜，孩子托付给谁？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她给堂弟杨开明写了一封托孤的信：

一弟：我好像看见了死神———唉！它那冷酷严肃的面孔！说到死，本来而（于）我并不惧怕，且可以说是我喜欢的事，只有我的母亲和我的小孩，我有点可怜他们！而且这个情绪缠绕得我非常厉害———前晚竟使我半睡半醒的闹了一晚。我决定把他们———我的孩子们托付你们，经济上只要他们的叔父长存，是不至于不管他们的，且他们的叔父是有很深的爱对于他们的。但是倘若真正失掉一个母亲，或更加一个父亲，那不是一个叔叔的爱抵得住的，必须得到你们各方面的爱护，方能在温暖的春天里自然生长，而不至于受那狂风骤雨的侵袭！

开慧写信时，泪珠儿不断，心肝俱裂，她作了最坏最坏的估计———她和毛泽东都不在世了，孩子会怎样的凄苦，她提到孩子的叔父“是不至于不管他们的”。果然，开慧牺牲后，按照地下党的安排，三个孩子由舅母李崇德护送到上海中共地下党机关，送进大同幼稚园后，毛泽民、钱希均夫妇热情地呵护他们，常去看望孩子。

1930年11月14日，开慧被捕的第二十天，那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板仓乡下一群老乡，冒着危险，偷偷地赶到长沙浏阳门外识字岭，找到开慧僵硬的尸体，用一块白布裹着，用滑杆悄悄地抬回板仓。按照开慧生前的嘱咐，“不作俗人之举”，没有摆流水席，没有请道士和尚念经做道场，只买了一副薄皮杉木棺材，将开慧收殓后，掩埋在棉花山。后来立了一块石刻墓碑。

毛泽东惊悉开慧牺牲的噩耗时，写下“开慧之死，百身莫赎”八个字，表达心中的悼念及悲愤，化悲痛为力量！

杨开慧就义实录

自从在长沙八角亭司门口，看到朱德妻伍若兰斩首示众后，杨开慧就预料这一天迟早会到来。据杨开慧的同狱难友杨经武于1963年6月15日回忆：

1930年8月9日夜（阴历），我被捕后即监禁于本市司禁湾陆军监狱署。狱室内拘禁的人很多，不分男女，同囚一室，大家只好席地而坐。

一天下晚将暮时，忽然来一人，同室一个《晚晚报》的工人告诉我，这个人是《晚晚报》的采访员（记者）。这个采访员跨进室内即喊杨开慧的名字。随即有人答应。

我心里一动，随声看去，看到杨开慧着一件浅蓝色竹布单长衫，穿一双青布鞋，面部表情镇静而严肃。

采访员先问了烈士的年龄、籍贯、住址、个人出身及家庭状况后，对杨说：

“你为何要做共产党？你犯了法晓得么？”

杨开慧回道：“我没有犯法，是何键犯了法。”

采访员又说：“现在你能悔过自新就无生命危险了。”杨开慧说：“我誓不屈服。关于政治，各有己是，我的生命早不计较，不成功便成仁。”

采访者再问：“还有什么话要说没有？”

杨开慧讲完最后一句后，绝不再言：“我的话说完了。”

何键听了叛徒中共湖南省委书记任卓宣的建议：“杨开慧如能自首，胜过千万人自首！”只要杨宣布与毛泽东脱离关系即可自由。但她坚贞不屈，何键对她没有一点办法。

开慧视死如归，对探监的亲戚平静地说：“屋里有块青布料子，给我做一套衣服，上路时穿的，年少时，家父有训戒：我杨家死了人，不作俗人之举！”

“曲曲———曲曲———”凄厉的哨声在四连兵舍里吹起，恐怖笼罩兵舍。“今天办人，办的是共犯要人，大家要特别注意警戒！”

士兵们紧张地背上驳壳枪和子弹带，走到亭子里集合。四五十人站成二列横队。由值星班长清查了人数，便喊“向右转，开步走！”把队伍带到清乡司令部的“法堂”里，分两路，面对面的站立着，形成了两三尺宽的一条人巷。

“人巷”的尽头，大堂中央摆了一张黑漆长方条桌，桌上有一箭形的“标子”，白纸上已写好了粗黑的字，上书“枪决女共犯杨开慧一名”，标子旁边有一个大砚台，里边有一汪血红的墨水……

大厅内外鸦雀无声，士兵们屏住呼吸。等了十来分钟，只见罗国林、姚楚忠、黄正榜等四五人，从司禁湾监狱署押来杨开慧。

李琼拿着一张状纸，向杨开慧大声宣读，然后，从桌上提起一支粗大的毛笔，在血红的砚台里蘸饱，对着白纸黑字标子上的“杨开慧”，从上至下一笔勾下，然后朝上，一带，丢掉笔，把滴着红墨汁的箭式标子，扔在地上，阎王判官的使命完成了。

罗国林和姚楚忠又用麻绳重将开慧绑紧，站在一旁的黄正榜连忙弯腰，将标子从地上捡起，插在杨开慧后颈衣服里。整个宣判过程，不到五分钟。

杨开慧自始至终以沉默表示着心中的仇恨与愤怒，不吭一声。

行刑的队伍开出教育坪清乡司令部，从北正街到南正街，然后，在学院街口的马路上，停了片刻。搞了一部黄包车，让开慧坐在车上，爬上天心阁，绕到浏阳门外，向识字岭刑场走去。

监斩官一声令下，号兵吹起了冲锋号，引得满街市民，都峰拥到马路两边，向开慧告别，人群中不时发出叹息与唏嘘之声。

开慧早在给“一弟”的托孤信中，便坦言：“我好像看见了死神……说到死，我并不惧怕，且可以说是我喜欢的事。”所以，从城北到城南十里长街的游街示众，她始终坦然，视死如归。

进入刑场后，杨开慧打眼一望，走向一较高的坟茔，心想，这就是她的归宿之处了。匪徒朝开慧连开二枪。中午，匪兵们吃完饭，特务四连的卫兵汤家兴，向值日官晏国务报告：“上边来了通知，上午打的这个女人，没死！”姚楚忠又带了两个士兵，提着驳壳枪，来到识字岭刑场，姚楚忠举起驳壳枪，结束了杨开慧那二十九岁的年轻生命！“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