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湘缘

打开中国最早之城的人走了。

2020年5月2日，湖南考古开创者与奠基人之一、主持发掘城头山遗址的考古学家何介钧先生，安静地去了另一个世界。

何介钧先生一生致力田野考古与研究，为湖南文物考古事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也提携、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湖南考古人才。何先生留在他们记忆深处的温暖细节，质朴、真实。

他是一位有着赤子之心的纯粹学者，其专业精神与处世风范在日常工作与生活中自然流露着。《湘江周刊》特别刊发两位湖南考古界人士的怀念文章，以向何介钧先生致敬。

何介钧。

我们这代考古学人都沾被着他学术思想的惠泽

——怀念何介钧先生

文丨柴焕波

何介钧先生走了，这些天来，我总是忍不住想他，思念他。作为一位杰出的考古学家，他的学术贡献不需由我再说，我想说的，只是在我自己成长的过程中，那些让我印象至深的片段、那些让我温暖的细节，作为对逝者的追思。

01他的这些研究，实际上已经为我铺了路

我在厦门大学读书时，我的专业老师吴绵吉先生曾经指着《长江中游原始文化初论》这篇文章说，这样的文章，才叫好文章。这是我头一次听到何介钧先生的大名。

1985年，我分配到湖南省博物馆。那时，何老师升任业务副馆长不久，头两年，我随他发掘过常德安乡、临澧一些抢救性工地，也跟着他走了一些县，看文物普查的标本。当时农村条件很差，住房连着猪圈，又脏又臭，但我仍睡得很香。他起得很早，到了早饭做好了，实在不能再睡时，才轻轻喊醒我。1987年，全国考古所长会议在长沙召开，有一天到外地考察，正式会员的午餐是香肠加面包，那是物质短缺的年代，我们会务人员只有简单的面包，可能是看到了我眼巴巴的样子，何老师悄悄将自己午餐中的香肠给了我。

1990年，我自愿去援藏开展文物普查，他起初并不赞成，见我态度坚决，也就没有反对，只是说，虽然你这几年不在单位，但评职称不会受到影响。一年后我从西藏返回探亲，他租了一辆中巴车，亲自带着几位同事到机场接我。

时隔多年，这些情景仍然历历在目。

青年时代，我兴趣广泛，在专业上却无所用心，大会小会经常听他的批评。1995年以后，我逐渐形成了湘西武陵山区的考古学和古文化研究的课题意识，试图将考古学与现代民族的起源有机结合起来，探索武陵山区的民族变迁和社会发展的人类学模式。我适时阅读了他的《从考古发现看先秦湖南境内的民族分布》一文，以及他对于宽格青铜短剑的研究。他的这些研究，实际上已经为我铺了路。很显然，我后来的努力，只是在此基础上，用丰富的考古学和民族学资料，寻求更系统、更完整的表述而已。

我去湘西，开始他并不支持，主要是担心我在游离于田野考古的道路上走得太远，陷于华而不实的境地，我自己也非常苦闷，但客观上也让我及时反省，调整思路，让考古学研究和人类学、艺术追求在内心和解，重新感受考古学的魅力而激发起对专业的热情。

02验证何老师预言的时刻到了

我终于把更多心思放在专业上了。我开始带着问题阅读何老师的每一篇文章，他的关于湖南新石器和商周时期文化谱系的文章，大部分都是原创的，陶器、纹饰这些材料，不是枯燥的二手资料的罗列，而是经过了他内心的熔炉，从胸中喷薄而出，一一如数家珍。在他的笔端，三湘云涌，四水浪卷，人剑合一，出神入化，你不由得被他的学术激情所感染。这一方面是由于他将学术视为生命，同时，也和他青年时代的文学抱负有关，直到晚年，阅读小说一直是他的钟爱。

1999年夏天，郭伟民主持沅陵虎溪山一号汉墓发掘，发掘到最后，何老师带领我们到现场支援。在途中，我们请何老师推测墓主人身份，何老师坚定认为，应是第一代沅陵侯吴阳的墓。发掘至墓底，已经退休的胡德兴师傅亲自清理，一枚黑色的玉印章出现了，我们知道，验证何老师预言的时刻到了，墓坑上下一片寂静，时间似乎过得异常漫长。终于，听到了郭伟民平静而清晰的声音：吴阳。在场的工作人员，无不为何老师高超的学识所叹服，那时，还不流行现场直播，要是有的话，这个瞬间，不知可以引来多少人的惊叹。这惊叹的背后，是他在秦汉郡国建置方面的深厚功力，是多年苦读文献的果实。

2002年6月，里耶古城、古井、秦简的大发现来得猝不及防，袁家荣所长亲自运筹全局，京沙兄、春龙兄分别负责古井的发掘和简牍的清理，我作为工地领队，主要精力放在古城和各处遗址的发掘，地层、年代和城址性质的判断。我返回长沙寻找资料，也找何老师听取意见，他给了我一本关于楚都纪南城的考古资料汇编。这是他压箱底的旧书，一本不起眼的非正式出版物，但它真是给力，城址、古井、墓葬发掘的案例皆有，且年代相当，可以现学现用，这让我在很短时间里控制了发掘的场面。他还叮嘱我，挖遗址，不能玩虚的，还是从地层、陶器入手，把分期做扎实。我还及时学习了高至喜先生的《长沙楚墓》和贺刚先生关于黔中郡的研究，对古城的性质作出了及时准确的判断，控制了大规模发掘的进程，并从容应对了蜂拥而至的各路媒体。

湖南考古学家们在里耶古城考古发掘工地合影。(从左至右：郭伟民、柴焕波、何介钧、刘彬徽、贺刚、龙金沙)

03他的存在成为我们生命中切实的一部分

我曾随何老师去过日本、去过香港，我见识过外界同行对他的尊敬，在那些场合，他的言谈举止总是那么得体。在湖南各地，文物干部们对他的尊敬，都是发乎内心的。他是大家，但没有架子，与他在一起，你不会紧张。我特别喜欢听何老师说话，说什么都是那么生动，对人的点评更是一针见血。他还善于讲笑话，先是不露声色，结果让听者乐不可支。

当然，骂人发脾气也是司空见惯的事，我们这拨年轻人，没少受他的“修理”，但都是从工作出发的，不会是什么尘俗琐事。你的专业水平如何，你在专业上是否用心，是他看人的主要标准，这也成了我们考古所的传统。由于病症的原因，何老师在性情上趋向焦躁，无意会伤及周围的人，但这并不影响他的人品。在我的心目中，他一生保持了书生本色，待人赤诚，光明磊落，有话当面说。湖南人这种可贵的品格，在他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这些天，我一边读着他的简历，一边回忆着几十年来的点点滴滴，就像在读考古所的家谱，我为自己生活在这个谱系中，并拥有这样优秀的前辈而自豪。我们这代考古学人，专业成长的每一步，都沾被着他学术思想的惠泽，他的鞭策、他的赞誉，甚至他的训斥，都已化作我们成长过程中的良药，他的存在已经成为我们生命中切切实实的一部分。同时，也因为自觉到这个谱系的存在，会让我们获得新的工作动力。他的生命不光属于他的肉身，他已活在许多人的心中，活在他传世的著作中。他的名字已经载入了历史。

何老师走了，想到这几年，他疗养的地方近在咫尺，我却没有抽时间去看望过他，一切为时已晚，自责和愧疚让我彻夜难眠，难以释怀，故而撰此小文，略述陈迹，在他的灵前祭上一瓣心香。

(作者系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主持发掘的里耶古城、秦简为重大考古发现;主持发掘的永顺老司城遗址被评为“世界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并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慈祥的长者 平易的宗师

何介钧在城头山古遗址考古现场拍照。

文丨谭远辉

惊闻何介钧先生仙逝的噩耗，心中无比哀伤。我与何介钧先生相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当时省博物馆与考古所尚未分家，何先生时任省博物馆副馆长，主管考古部工作。我当时还是津市文化馆一名临聘人员，协助李传发同志(当时为津市市文物专干，后为津市文物管理所所长)从事津市的文物工作。

我与何先生的机缘在1986年，当时，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结束后，由我编写津市文物普查成果资料汇编。初稿完成后，李传发同志让我带上资料和采集的部分遗址标本到省城向何所长请教。我当时三十刚出头，做文物工作是初出茅庐，我背着记录、图纸及标本乘船前往省博，径直找到何先生办公室，向何先生做了自我介绍，便打开背包，将所有东西摊在地上，请何先生过目。何先生稍稍看了一下，我就感觉到他不加掩饰地露出了欣喜之色。他立即叫来了袁家荣、王文建、裴安平、郑元日等先生，高兴地说：“他是津市老李那里的，你们看，咯匝伢子的图画得真好，字也写得漂亮。”诸位先生看了也都点头认可。看完后，何先生和诸位先生又详细询问了我的情况，我一一如实奉告。大家感到很惊奇，怎么冷不丁就冒出这么一个稀有动物。打这以后，我便与何先生结下了不解之缘。

后来考古部从博物馆分出来，成立了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何先生担任所长。当时所里没有专职绘图员，于是我就成了考古所的兼职绘图员，所里有重要的绘图任务，何先生就向津市要人。1992年，澧县城头山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启动，由何介钧先生任领队。这以后，每年冬季都有一次发掘。1992年是试掘，何先生委托澧县文管所的曹传松所长和湖南师大的单先进教授进行。1993年正式发掘开始，我参加了这次发掘，但没参加几天就因津市本单位有抢救性发掘任务而离开了。1994年冬，城头山遗址发掘大兵团作战，从全省各市、州、县抽调业务人员，我亦应召参加。何先生委我以重任，负责第四区(墓葬区)的绘图工作。1995年小规模发掘我没有参加。从1996年到2000年的发掘，我都是何先生点名必须参加发掘的成员，而且命我为总绘图员，负责发掘总图及主要遗迹、地层图的绘制，并对各探方分图进行把关、规范。这期间经历了三年中日联合考古和两次申报全国十大考古发现。我不辱使命，使图纸完善精准，何先生非常满意，由此获得了他的高度信任。

何先生是性情中人，毫不掩饰其恼怒，也毫不吝啬其赞誉。他做事雷厉风行，每次下工地他总是叫大家大清早出发，这样到达目的地时间就较充裕。在发掘期间，无论晴天下雨，每天大清早他总是一个人走到工地转一圈，研判一下前一天的发掘情况，谋划当天的发掘方案。

发掘工作结束后，紧接着是城头山遗址大型考古发掘报告的编撰，何先生任主编，考古所多位专业人员参加。何先生又让我负责报告绘图，那时候无论绘草图还是线描图，都是纯手工，报告插图排版也是手工粘贴。由于报告体量大，绘图任务很艰巨。何先生对我说：“有你给我做这件事，我就省心了。”在这期间还进行了几次补充发掘，我也自始至终与何先生在一起。与何先生的长时间交往，聆听教诲，使我在专业技能和理论水平方面都有所提高，何先生的工作作风、敬业精神和谦逊平易的长者风范也使我获益匪浅。我尤其对一件事感触很深。大概是2004年冬天，天气很冷，城头山报告编写后期，我有事要问何先生，找到当时资料室，发现何先生一个人在那里查资料，改书稿，房间里没有任何取暖设备，我看见他手都冻红紫了，看着都有点瑟瑟发抖。我说：“何所长，您怎么不去空调房里弄呢?这里这么冷。”他嘿嘿笑道：“还好。”

城头山考古报告编辑出版期间，还同时出版了《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也是何先生任主编，我负责图纸绘制及编排。编辑分别是楼宇栋先生和张庆龄女士。每次去文物出版社都是我陪同他去，因为编辑会有文字及图纸的修改要求。那时候何先生就已经有点健忘了，经常找随身物品，如眼镜、笔、记录本等，刚用过不久就不知放哪儿了，到处找，于是我就帮他找，其实有时就在边上。有一次编辑张庆龄头天给他讲了一些事，他当时也答应了，第二天问他，他说：“你冇给我讲啊。”编辑有点愕然。我将编辑叫到一边，给她说了何先生的病情，并要她有什么事情先给我说一下。那时候何先生才60多岁，退休不久。我们知道，那是阿尔茨海默病的初期表象，大家都非常惋惜。

城头山考古报告编辑完成后，何先生对我说，他还准备将华容车轱山遗址考古报告编写出来，这样他就没有欠账了，他要我一定帮他完成这项工作，我毫不迟疑答应了他，他也开始收集相关资料，但是我们知道，他的病情已经越来越沉重，恐怕难以遂愿，果然后来就没法做了。但车轱山遗址的资料确实很重要，编写报告很有必要。巧的是，2016年，郭伟民所长把这项任务交给了我。虽然史前考古不是我的强项，但是为了了却何先生的心愿，我应承下来了。后又进行了一次补充发掘，现报告编写已接近尾声，何先生却已经永远告别了他念兹在兹的考古事业。他一定希望《华容车轱山》这部考古报告尽早出版，我愿向他老人家保证，一定不辜负他的心愿，让他含笑九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