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道德滑坡”是因为缺少宗教信仰吗？这是人们经常拿来讨论的一个问题。《环球时报》上月曾刊发一篇《莫以宗教信仰论文明高下》的文章，文章举了欧洲宗教冲突及迫害的例子认为，有宗教信仰的人未必慈悲向善，且中国当前的“道德滑坡”是社会变革所致，解决之道应是个人的“自省、自责与自新”，这也是“我们文明自身所固有的内在力量”。
笔者认为，这篇文章有合理之处，但总体上讲，是没看到“宗教信仰”对社会的实质意义，并对这个概念本身的理解窄化了。
“宗教信仰”是什么？我们一般习惯于将这四个字连读，实则若分开读可能更合理，即“宗教、信仰”——宗教是宗教，信仰是信仰。宗教本身虽是种信仰，但信仰却不局限于宗教的信仰。正是各种信仰，塑造着人们的思想世界、道德品格，最终形成各自的精神文化特征。当然，说宗教信仰对人类道德的形成与保持至关重要，也并不为过。
那么，对于“中国人需不需要宗教信仰”这个问题应该怎么看？事实上，中国人从来就不缺宗教信仰，如佛道二教和其他地方宗教信仰。即使作为一种世俗道德伦理学说的“儒家”，本身就是一种信仰。
对于儒家文化对中国社会所起的作用，近代思想家辜鸿铭认为，儒家文化在中国实际上替代了西方宗教在西方的作用，它们共同保证了人们的道德思想及各自的社会秩序。因此，辜鸿铭给儒家文化起了个“好公民宗教”的“别称”。
虽然儒家文化近代以来遭到诸多打击，但至今在中国人的道德理念中，仍有深刻的儒家文化因素。
问题就在于，当下中国正处于现代化的极特殊也极关键的时期，人们的精神、信仰世界在经历过近代以来的种种冲击之后，正在发生着深刻转变，其中就包括“旧道德”的弱化及“新道德”的形成。在这种情况下，与其说“道德滑坡”，不如说是“新道德”成型前的道德相对空档期的表现，即使在这个时期，中国人同样在更多时候表现出了几千年沉淀的、独有的道德理性。
因此，笔者主张，解决当下中国人“道德滑坡”，需要宗教信仰，但未必是“西式”的宗教与信仰，而是在固有的传统道德信仰的基础之上，发展出新的、现代的道德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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