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湘缘

中国共产党人，就是要“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

毛泽东基于对马列理论的深刻理解，在战略上做到把握规律、让西方资产阶级的文化“打败仗”

任何实践活动都是受到理论指导的，因为实践活动都有规律可循，而理论的本质正是揭示规律。因此，战略实践活动也是受到战略理论指导的。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科学真理。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在于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使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从而才能够准确判断和把握形势，制定切合实际的目标任务、政策策略，做到了战略上的高瞻远瞩。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在与美国和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及其走狗蒋介石等一切反动派的斗争中，“西方资产阶级的文化，一遇见中国人民学会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文化，即科学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就要打败仗”。

毛泽东“兵民是胜利之本”的战略思维，深刻蕴含着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庄严宣告：“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深刻阐明了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就在于为整个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而奋斗。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就在《论持久战》中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军队须和民众打成一片，使军队在民众眼睛中看成是自己的军队，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从而总结出“兵民是胜利之本”的战略论断。

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的根本问题是土地问题。全面内战爆发时，解放区的面积不到全国的四分之一，主要是农村和一些中小城市。解放区民众绝大多数是贫苦农民，他们祖祖辈辈受地主阶级残酷的地租剥削，最强烈的愿望是能做自己土地的主人。人民立场始终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立场。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原则通过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提出：“在广大群众要求下，我党应坚决拥护群众从反奸、清算、减息、退租、退息等斗争中，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1947年7月至9月，中共中央工委又在西柏坡召开全国土地会议，通过《中国土地法大纲》，决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从而指引在封建制度压迫下的亿万农民汇入伟大的民主革命的洪流。

淮海战役中的“功劳车”

在“参军保田”的口号下，大批青壮年农民潮水般涌入人民军队，并竭尽所能保障解放军作战。辽沈战役胜利是东北人民全力支援拼出来的，淮海战役胜利是老百姓用小车推出来的，渡江战役胜利是老百姓用小船划出来的。仅东北解放战争期间，就有160万东北民众参军；淮海战役中，动员起来的民工累计达543万人，向前线运送1460多万斤弹药、9.6亿斤粮食等军需物资；渡江战役中，2万多名船工参加战斗，不少船工穿上“老衣”（按当地风俗为去世的人穿上的衣服），抱着誓死的决心运送解放军“打过长江去”。正如毛泽东在战略上所预见到的：“土地制度的彻底改革，是现阶段中国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如果我们能够普遍地彻底地解决土地问题，我们就获得了足以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的条件。”

毛泽东“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战略思维，深刻蕴含着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理论。马克思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列宁指出：“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这种观点必然会导致唯物主义。”《实践论》作为毛泽东思想的哲学基础，为形成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路线和思想方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指出：“无论何人要认识什么事物，除了同那个事物接触，即生活（实践于）那个事物的环境中，是没有法子解决的。”“认识从实践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还须再回到实践去。”以此作为理论基础，毛泽东之后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提出：“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老百姓组成支前大军，积极支援人民解放军

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在最小的指挥所里指挥了世界上最大的人民战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能够尊重一线指挥员通过战场实践得到的客观认识，及时调整战略决策，主要对作战方针和战役中的关键性问题进行及时明确的指导，至于其他具体作战部署和战场处置，就由战役指挥员依据战场上千变万化的实际情况去作出决定。1948年初，为扩大战略进攻，把战争引向外线，中央决定粟裕率华野3个主力纵队渡长江南下，希望粟裕“熟筹见复”。通过权衡中原作战和渡江作战的利弊，粟裕向中央“斗胆直呈”，认为我军在长江以北打更大规模的歼灭战，更有利于加速消灭敌人主力。毛泽东极为重视粟裕的建议。4月30日，陈毅、粟裕奉命到达毛泽东住地汇报时，毛泽东一改会见党内同志不迎出门的习惯，大步走到门外，同粟裕长时间握手问候。最终，他同意了粟裕的意见，调整了战略部署，擂响了中原会战的战鼓，对解放战争后续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之后，在豫东战役中，毛泽东、中央军委去电特别交待前线指挥员“情况紧张时独立处置，不必请示”；济南战役中，毛泽东起草电报稿，明确规定了“攻济打援”的方针和假设了三种可能出现的情况，特别指出：“只提出一些初步感想，作为你们会商时的参考材料。”多年后，粟裕评价毛泽东：“总是既通观和掌握战争全局，又处处从战场实际情况出发。他十分重视战场指挥员的意见，给予应有的机动权和自主权，充分发挥战场指挥员的能动作用。”

毛泽东“依照战争的发展而发展”的战略思维，深刻蕴含着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自然、社会是永恒发展的。恩格斯指出，世界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在这种变化中，尽管有种种表面的偶然性，尽管有种种暂时的倒退，前进的发展终究会实现”。毛泽东深谙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特别是在军事斗争中，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秋收起义受挫转而引兵上井冈山、红军长征中“四渡赤水”，抗日战争中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而不是运动战等，都是依据客观实际发展而不断调整战略决策的光辉典范。毛泽东指出，“一切战争指导规律，依照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依照战争的发展而发展；一成不变的东西是没有的”，“认清情况的过程，不但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前，而且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后。当执行某一计划时，从开始执行起，到战局终止，这是又一个认识情况的过程，即实行的过程。此时，第一个过程中的东西是否符合于实况，需要重新加以检查。如果计划和情况不符合，或者不完全符合，就必须依照新的认识，构成新的判断，定下新的决心，把已定计划加以改变，使之适合于新的情况”。

1946年11月21日，针对当时的国际国内局势，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会议中指出，打倒蒋介石“要准备十年到十五年”。1948年，解放战争进入第三个年头，国共双方的兵力对比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解放军在战争第一年消灭国民党军120万人，使其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第二年又消灭国民党军152万人，使其由全面防御转为重点防御。至1948年6月底，国民党军总兵力已下降至365万人，能部署在一线的正规军仅174万人。而此时，人民解放军总兵力已发展到280多万人，其中野战军149万人，有了强大的炮兵和工兵，还积累起运动战和城市攻坚战的丰富经验。11月辽沈战役结束，解放军歼敌47.2万，人民解放军总兵力增加到310万人，国民党军队的总兵力下降到290万人。

我军炮兵向守敌猛轰

伴随军事上节节失利，经济上，国民党统治区的财政经济状况持续恶化，恶性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加速发展；政治上，国民党统治区青年学生发动抗议美军暴行和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四分五裂、矛盾激化，“行宪国大”怪状百出。

正是看到了战略局势的发展变化，1948年11月14日，新华社刊发毛泽东撰写的社论《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果断判定“中国的军事形势现已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即战争双方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是中国革命的成功和中国和平的实现已经迫近的标志”。并以发展的眼光准确预判：“原来预计，从一九四六年七月起，大约需要五年左右时间，便可能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现在看来，只需从现时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后来的军事形势发展，充分证明了毛泽东高超的战略预见。

毛泽东基于对总体形势的深刻把握，在战略上做到总揽全局、“眼底六洲风雨”“胸中百万兵”

战略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全局性，战略思维就是关于实践活动的全局性思维。增强战略思维、驾驭战略问题，就要坚持系统观念，增强全局意识。毛泽东指出，“战略问题是研究战争全局的规律的东西”“只要有战争，就有战争的全局”，“研究带全局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是战略学的任务”，“懂得了全局性的东西，就更会使用局部性的东西”，并形象比喻“说‘一着不慎，满盘皆输’，乃是说的带全局性的，即对全局有决定意义的一着，而不是那种带局部性的即对全局无决定意义的一着。下棋如此，战争也是如此”。人民解放军纵横捭阖，充分体现出毛泽东在解放战争战略指导上的宏阔视野和全局把握，真正是“眼底六洲风雨”“胸中百万兵”。

毛泽东在解放战争战略指导上总揽全局，做到权衡利弊、进退自如。毛泽东强调：“我军打仗，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1947年3月，国民党军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等部25万余人，从南、西、北三面对陕甘宁边区进行围攻，妄图一举消灭我党中央，消灭不成便赶过黄河，从而在政治上打击我党。当时，我军在边区只有约3万人的部队，兵力、装备都处于绝对劣势，形势极其严峻。毛泽东果断决定撤出延安、转战陕北。在转战陕北的1年零5天中，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部分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编成中央纵队，从一个山村转移到另一个山村。最频繁时，中央纵队在20天内跨靖边、横山、子洲、绥德、米脂、葭县6个县境，住过13个村庄。由此将国民党军队最大的战略预备队——胡宗南集团牢牢牵制于陕北。

毛泽东在转战陕北时说：“我们要以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转战陕北一年多，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在陕北的山茆沟岔间，指挥着全国各路大军奋勇作战，取得了辉煌战绩。解放军按照“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逐步打击歼灭胡宗南部，使其遭受多次重大损失。1948年4月21日，西北野战军收复延安。

1948年4月22日，西北野战军收复延安

毛泽东在解放战争战略指导上总揽全局，做到避实就虚、出其不意。解放战争第二年，在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下，解放军主动撤出一些城市，解放区面积缩小。同时，各解放区停止了复员精简，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参军参战动员，人口减少、军政人员增多，解放区农民负担明显加重。此外，1946年10月国民党军占领晋察冀解放区首府张家口，蒋介石不顾我党和民盟的反对强行召开所谓“国民大会”，国共谈判大门彻底关闭；蒋介石的“全面进攻”被迫转为“重点进攻”，其主力进入我方解放区腹地，导致后方空虚。经过通盘考虑，毛泽东抓住关键时机，及时做出“大举出击，经略中原”的战略决策，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1947年5月4日，电令刘伯承、邓小平“独力经晋冀鲁出中原”。

6月30日，经过休整后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四个纵队12万人，在山东鄄城县临濮集到阳谷县张秋镇150公里的地段上，一举突破黄河天险，挺进鲁西南，发动鲁西南战役，在一个月时间里歼敌6万余人，揭开了战略进攻的序幕。随后，刘邓大军分三路向大别山疾进，并于8月末进入大别山地区，开始经略中原，直逼蒋介石在全国的统治中心南京及重镇武汉。此举牵制吸引了国民党军队南线160多个旅中约90个旅的兵力回援，把主要在解放区进行的内线作战转变为主要在国民党统治区进行的外线作战，使战线由黄河南北推进到长江北岸，使中原地区由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的重要后方变成解放军夺取全国胜利的前进基地。

毛泽东在解放战争战略指导上总揽全局，做到攻敌要点、抢占先机。自1948年9月12日开始，东北野战军集中主力70万人，发动了声势浩大的辽沈战役。面对蒋介石55万大军孤悬关外、是守是撤举棋不定，党中央考虑“以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为有利”，而锦州正是联接东北和华北的战略要点。10月10日，毛泽东电令前线指挥员：“你们的中心注意力必须放在锦州作战方面，求得尽可能迅速地攻克该城。即使一切其他目的都未达到，只要攻克了锦州，你们就有了主动权。”14日，东北野战军对锦州发起总攻，经过31小时激战，锦州解放。

东北野战军在攻占锦州后，火速回师，从南北两翼合围包括国民党军精锐主力新一军和新六军在内的廖耀湘兵团，10月26日完成对廖兵团的分割包围。经过两天一夜的激战，全歼该敌10万人。10月27日，毛泽东为新华社写了著名的辽西大捷新闻《东北我军全线进攻，辽西蒋军五个军被我包围击溃》，将解放军兵贵神速、抢占先机的战略主动形象描写为“飞将军从天而降，使该敌逃跑也来不及”。

毛泽东在解放战争战略指导上总揽全局，做到以武止戈、不战而胜。《孙子兵法》有云：“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因此，追求“以武止戈、不战而胜”就成为中国军事家的最高战略境界。1948年11月29日，平津战役打响，入关的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第二、第三兵团先采取“围而不打”或“隔而不围”的办法，完成对北平、天津、张家口之敌的战略包围和战役分割。至12月20日，战役部署完全实现，我军已胜券在握。在进行战役部署时，毛泽东就提出“争取使中央军不战投降”，并指出“此种可能很大”。他还统观全局、运筹分析：“傅作义主力三个军，一个被歼，两个被围于张家口、新保安，北平城内傅作义仅有三十五军一个师，一零一军两个师，及一个骑兵师，北平绝对大部分敌军及天津、塘沽全部敌军都是中央系……我们应试图利用傅作义及其集团内大批干部对于自己的生命财产危险的恐惧，以考虑允许减轻对于傅作义及其干部的惩处和允许他们保存其私人财产为条件，而以傅作义下令全军放下武器为交换条件。”

但是，在谈判过程中，傅作义一直犹豫摇摆。在这种情况下，人民解放军按照“先打两头、后取中间”的顺序发起攻击，12月下旬连克新保安、张家口。1949年1月14日，解放军以强大兵力发起对天津的总攻，经过29小时激战，攻克这座坚固设防和重兵守备的大城市。面对解放军强大的力量和作战部署的迅速完成，傅作义终于决心顺应人民的意愿，命令所部出城听候改编。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千年古都免遭战火荼毒，为人民留下了一份宝贵遗产。

1949年9月19日，毛泽东邀请部分民主人士游览天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