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湘缘

去掉身上“赵元任次女”“黄培云夫人”的标签，不知道还有多少人知道“赵新那”这个名字。

但她，从来就是她自己，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勇敢存在。

赵新那 中南大学化学系教授

她，生于书香世家，历经战乱逃亡，亲炙哈佛名师，致力三尺讲台、下放挑担插秧……她说，“每个人一生都会遭逢各种事情，我能做的就是坦然面对。” 隔着一个甲子的沧桑岁月，站在时光的隘口，与她共半生跌宕，感人事沉浮。

何其清澈

何其澄明

位于学校东南一隅的院士楼，红砖青瓦，走的是苏联式的典雅庄重风。在葱茏树木的掩映下，有种严肃的静谧。

赵新那先生就住在这里。曾经和我国粉末冶金奠基人黄培云院士一起。

(14岁时的赵新那)

时光倒流到1941年某一天，落日西沉，夜幕降临，在美国麻州剑桥27Walker Street现代著名学者赵元任先生家，清华同学会的数十位年轻人汇聚于此。觥筹交错间，是观点碰撞、思维激辩的繁华风貌。

一屋子的热闹与喧嚣，赵家二女儿赵新那却独独发现了在厨房洗刷的黄培云。她走到他身旁，伸手帮忙。

“你别把碗弄砸啦!”这是黄培云对赵新那说的第一句话。

这是他们相识的开端。他24岁，她18岁。看似会被照顾的一生，却拉开了赵新那照顾黄培云一生的帷幕。

年轻学生来看赵新那先生，有些八卦地问：您爱黄院士什么。她带着一点严肃的认真：“什么爱呀情呀，你们年轻人问的问题我不会回答。我们走到一起，就是因为共同心愿，共同志趣。”

那时的美国，尚未参战，一派歌舞升平。而国内，山河破碎、国土危亡，赵新那与黄培云同众多热血中华儿女一样，身在国外，心忧国内，一面攻读学位，一面上街卖贺卡或兼职打零工，赚些钱物支援国内抗战，以尽学生绵薄之力。

1945年，两人结成秦晋之好。翌年，日本投降，国内百废待兴。黄培云应国家之需，回国受聘担任武汉大学矿冶系主任，不久后，投身中南矿冶学院(中南大学前身)的创建，致力于开拓我国粉末冶金学科建设，为国家培养急需人才。已毕业于哈佛大学的赵新那随行回国，在武汉大学讲授化学。

离退休工作处的一位同志曾多次接触赵新那先生，在她眼里，赵新那先生是极具有独立精神的。年少时在日本的轰炸中辗转逃亡，亲历日本对南京的第一次轰炸，从南昌、武汉、长沙、桂林，至越南河内，辗转进入昆明，在长沙再遇日本对长沙的第一次轰炸。“她早年历经艰难，受美国文化浸润长大，但还是执意回国，对国家的那份情感是很多人不能理解的。”

“我是中国人，为自己的国家服务是本份。”“当时回国是很自然的选择。”“我是中国人，虽生于美国，但我选择中国籍。”赵新那先生试图削减她在人心目中的崇高感，频繁使用着“本份”“自然”这些平淡的字眼。

(左一为赵新那)

1952年，赵新那带着一岁多的大儿子、刚满月的二儿子追随着黄培云的脚步，从武汉大学来到中南大学，继续从事化学教学。

1952年的中南，只有民主楼与和平楼两栋楼，没有学生宿舍、职工宿舍。赵新那一家四口借住在一所小学的狭小屋子里。“那时候什么都没有。但没人怕苦，大家齐心协力搞建设。没有化学教材，就翻译英文教材。没有实验室，自己挑砖建。”

当一切都仿佛在慢慢进入正轨。下放、文革接踵而来。因复杂的社会关系，正值事业旺盛期的赵新那，工作完全被停掉，先后经历下放到农村进行改造、被关押控制使用等等。这对于一个满腔报国热忱，热爱教学、热爱学生的老师来说，是一件再痛苦不过的事情。

但赵新那先生把人生中最困苦的磨难当成另一种人生历练。“每个人都要经历一些事情，而我是经历了这样一些而已。”“农民很淳朴，教我插秧，挑担子，我后来能挑90斤重。”

此后的几十年间，赵新那绝口不提那段历史。没有人知道，她承受了怎样的痛苦与煎熬。历经历史的光影交错，她的精神已如蓝天般澄澈。半个世纪之后再追问，已是云淡风轻。

(后排左二为赵新那)

时间的车轮总是不断滚滚向前。文革之后的十多年，是赵新那先生事业生命里一段最美丽的篇章。

她的学生满瑞林老师用了一个“奠基”、一个“第一”来表述赵新那先生当年的学术成就。她是国内过程分析化学以及化学计量学的奠基人;与化学计量学奠基人美国B.R.科瓦斯基合作，将过程分析化学以及化学计量学引入国内，在中南大学建立了第一个过程分析化学中心;在X射线荧光分析领域进行了系统研究，并以此为平台，开展分析化学以及化学计量学研究，在国内外具有极高名望和影响……

这些年，登门采访的媒体数不胜数，但关于自己在学术上的贡献，赵新那从未吐露过半个字。

“就是做好自己的事。”在赵新那眼里，没有什么是值得夸耀的。“家中四姐妹，父亲说我最‘ serious’，我问他什么是认真，他说这就是‘认真’。”正是这种有点执拗的认真劲，让赵新那的一生始终根植于中国这片土地，着手于手边事。

她的学生回忆，赵老师生活上对他们来说是母亲般的存在。还是物质极其匮乏的年代，在赵老师位于高家坪的破旧老房子里，每逢节假日，都要亲手给他们做江浙菜、苹果派，大家欢聚一堂，热闹过节。那双握过周恩来总理、邓小平同志的手，做出来的菜“好看又好吃。”但在学业上，赵老师又是极其严谨和认真的。8、90年代，赵新那与国外联系颇多，很多学生慕名而来，请赵老师写推荐信，但对自己不了解的学生，赵老师一概拒绝，是一种不讲情面的认真。

上个世纪90年代，赵新那先生逐渐淡出学术岗位。此后不久，开始着手整理父亲遗物。

1998年，赵新那先生在黄培云院士的辅助下，编写了《赵元任年谱》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此后，赵元任先生拍摄的两万余张照片，从1906年至1982年76年间的日记手稿陆续从美国邮寄回国。对照片进行整理和说明、日记手稿的辨认，赵新那是不二人选。受商务印书馆之邀，赵新那开始了漫长的整理工作。

“以前一坐下就是一天，眼睛很受伤害。一度到了看资料需要戴上400度的老花镜，再加上放大镜，再加强光照射的地步。”

前几年换了人工晶体，看东西终于清楚了。但再不敢过度使用。工作一两个小时就要休息一下。

一天天，不徐不缓、不骄不躁地整理、扫描、打包，既是对父亲的一种追思，更是想为后人留下一点珍贵史料。

有后辈说，她的一生就是湮灭在她父亲和她先生的光环之下。

中青年时期，默默扶持黄院士，把先生宠到了离开了她，生活便会不能自理的地步。早些年，赵新那因骨折入院，相伴了一辈子的黄院士终日不知如何自处，只能陪同住院。出院时候，两人执手相望，泪眼婆娑，惹众人唏嘘。

晚年时期，赵新那先生又一头扎进了父亲留下的浩瀚史料里。走进她的居所，赵元任先生的著作、资料，从客厅茶几，铺陈到了两个书房，甚至蔓延至了卧室。

今日赵新那先生的床榻之上，泾渭分明，一半是寝具，一半是父亲留下的各种有待整理的资料，“有时就在床上做点工作”。床对面的柜子上，则安放着赵新那先生与黄培云院士的结婚照片，1993年黄院士兑现40年前诺言携夫人登黄山的合影，以及黄院士90华诞纪念照。赵新那浅笑盈盈，“在床上一抬头就可以看到。”

生命里最爱她的两个人，从未走远，一个触手可及，一个抬头可见。赵新那心里澄明如镜，父亲与先生，从来不是她的标签。他们，是她情之所依、心之所系。

(赵新那与黄培云先生的结婚照)

与赵新那先生同时代的人，很多已经不在人世。2012年，相伴了67年的黄培云院士也走了。

那天，黄院士亲属 、生前好友、各界人士及师生代表600多人向这位粉末冶金科学泰斗做了最后道别。习近平、李克强等中央领导同志分别以不同方式对黄培云逝世表示深切哀悼，时任湖南省领导的周强、徐守盛等致电表示沉痛悼念，省领导李江、龚建明及中南大学党委书记高文兵、校长张尧学等参加了告别仪式。没人看到当时年近九旬的赵新那先生恸哭，她始终克制。这个见证了国家剧烈嬗变，经历了个体颠沛流离的老太太，面对风浪，已然是无所谓风雨天晴的世事洞明。

此后，赵新那先生更少了社会活动，深居简出，全身心致力于整理父亲遗作。

赵新那是不服老的，长时间的整理工作，自己的一切事务亦不假手于人。

只是，当人生进入第94个年头，她偶尔还是觉得自己老了。

(94岁的赵新那)

牙，没剩下几颗，尽管看上去完整洁白，但“都是不原装的”，吃饭以麦片、粥、面食等汤汤水水为主，最爱还是在美国吃惯了面包，不用嚼，塞进嘴里就能慢慢化掉。糖尿病也来纠缠，“这也不让吃，那也不让吃。”

门厅里的钢琴，虽然时常去亲近一番，但手指灵活度远不如从前，那些节奏明快的曲目已经驾驭不住了。

腿脚的行动也缓慢了很多。那双曾走遍了大半个地球的双脚，如今，因心脏功能衰减而导致浮肿，不能长时间离开电动轮椅。心中惦记着武汉一位老邻居，一个多小时的高铁车程，也很难成行。特别是去年，一不小心把头撞在柜子角上，撞破了血管，血喷涌而出，染红了衣服和地板，几近休克。

“太能忍了。从头至尾只在摔的那一瞬发出了‘哎呦’一声。如果不是我们察觉，后果不堪设想。婆婆是中国人，但是西方式的与人交往模式，怕给别人添麻烦。”赵新那的儿媳说。

所幸，这些都只是肉体上的。她的思维依然清晰，声音依然清脆，表达还是那么而富有条理和感染力，十几岁时学会的驾驶技术在鲐背之年也派上了用场，每天操控着电动轮椅，能自如地在屋内桌椅和书堆间穿巡。

这两年，赵新那还玩起了微信，向儿子儿媳请教，向孙女请教，在化工院分析化学教研室的群里和昔日老同志聊天、发照片;和远在世界各地的亲朋好友视频，共享美文。

永远热爱生活，永远充满好奇，永远不知疲倦，这是一个始终从容与时间同行的世纪人。

春日午前，书房窗下，赵新那手捧大姐赵如兰(音乐学家，哈佛大学首位华裔女教授)编著的《赵元任音乐作品全集》，哼唱着父亲为女儿们创作的《唱唱唱》，“唱，唱，唱，我先唱，你后唱……”。赵新那先生的眼睛里闪着光亮，嘴角带笑，天真烂漫如孩童。暖暖的阳光在她的身后笼上了一层圣洁的光芒。那，是一种经世纪风云、时代变迁与命运跌宕的淬炼，才会有的澄明的生命底色……

(赵新那与他人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