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湘缘

>>人物简介

李星学，1917年4月8日生于湖南郴县。1942年毕业于重庆大学地质系。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1980年当选中科院地学部学部委员(院士),1998年任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

>>人物故事

李星学：一部浓缩的中国古植物学发展史

作者：未知

我同李老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交往，至今已有45年。1963年我在内蒙古和宁夏交界的贺兰山胡芦司太搞煤田地质工作，在野外采集了数千块植物化石，交李老亲自鉴定，我一一求教问题，李老耐心解答，信件往复之间，使我获益匪浅。一晃近半个世纪，那些用蝇头小楷写成的有关古植物学、古生物学内容的书信，至今仍散发出幽幽的墨香，叫人珍藏留恋。

雅礼初识丁文江

1917年4月，李星学出生在“有色金属之乡”湖南郴县。初中在武汉就学，高中3年在长沙著名的雅礼中学度过。

始建于1906年的雅礼是一座重视教育质量及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会学校，在当时享有“教育新一代”的声誉。

雅礼高中部理化实验室(科学馆)的二楼墙壁上，挂着许多半身大的人像镜框，那是国外著名的科学家哥白尼、牛顿、道尔顿、爱迪生等等。老师讲课凡有涉及，常常着重介绍他们的生平事迹和重大贡献，耳濡目染，使少年李星学留下了重视科学的深刻印象。

19 36年的一天，李星学发现墙壁上的镜框中增加了一个中国人的脸孔。他面容清瘦，架一副金丝边眼镜，留着八字胡，神采奕奕，他强烈地渴望知道――他是谁?在接下来的物理课上，老师揭晓了答案：他是我国著名的地质学家丁文江先生，不幸昨天病逝于湘雅医院。他的学术成就和对中国地质事业、矿物宝藏探测方面的贡献，蜚声国际，堪称是我国近代的一位大科学家，值得敬仰，为此特意加挂了他的画像。在丁文江之前，那面墙上根本没有中国人的地位。

现在看来，这个洋派十足的教会学校此举意义深远。 “丁文江”的名字从此在李星学的脑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李星学第一次接触到了’“地质学”这个名词，他以后的人生几乎就是沿着这位地质先驱开辟的道路，一往无前，奋进不止!

丁文江是中国地质科学的开拓者，他培养了一大批我国优秀的地质学者，包括孙云铸、杨钟健、许杰、斯行健、赵亚曾、黄汲清、朱森、乐森(王寻)等人。

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在《中国》一书中谈到中国知识分子“只安于室内皓首穷经，不能体力劳动，别的科学在中国也许可以发展，但要中国人自己作地质调查则是毫无希望”，丁文江对此不以为然。他在1919年出版的《地质汇报》创刊号序文中写道“现在可以证明此说并不尽然，因为我们已经有了一班登山涉水、不怕吃苦的地质学家。”

丁文江自己便是这种工作作风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他在野外工作，从亲手测量地形开始，他登山必到峰头，行动必定步行，他在绝远险阻交通不便的如滇、黔、川、桂一带，前后出入多次，大有“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气概，所以他的学生们，也就是中国首批地质骨干都养成了吃苦耐劳的工作作风，中国地质科学在这些人的努力下逐渐进入了世界前列。正如地质学家章鸿钊所写：“庄子说‘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丁先生传下来的薪火也是无尽的。”事实如此，1991年74岁高龄的李星学还参与野外考察，75岁时还能攀登张家界，直达峰顶。在李老身上看到了老一辈地质学家留下的火种生生不息，不知尽也。

名师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李星学的二舅是著名地质学家朱森教授，他是李四光最得意的门生，也是为李星学打开地质学之门的启蒙老师。

朱森1922年考入北京大学理学院，1924年升入地质系本科，得李四光及葛利普地质名师指导，学业精进，屡有建树。1926年他利用暑假之便，在家乡郴县瑶林作地质调查，写成《湖南郴县瑶林之上古生代地层及动物群》一文，刊于《中国地质学会会志》七卷，风华初露，深得师友赏识。而文中研究的珊瑚化石标本就存放在李星学的床下，9岁的李星学看着这些花纹各异的“石头”很是好奇，舅舅朱森为他讲解“石头”中的“故事”，让年幼的他对“石头”充满了想象。

二舅对家乡的地质调查及探索，在李星学幼小的心灵中激起了对地质事业的神往。1938年，李星学考取同济大学医学系及金陵大学物理系，受二舅影响又于当年借读于省立重庆大学，攻读地质学。当时留学回国的朱森正任地质系教授、系主任。在大学期间，李星学在二舅的严格要求下，潜心钻研，二年级时就成为了中国地质学会会友，毕业后即成为会员。1940年10月中国地质学会设立奖学金，章程规定：为奖励学生努力研究工作，提高兴趣，更求精进起见，设学生奖学金。各大学地质系四年级学生均可将调查报告或研究论文于每年7月寄理事会审查及格者发给奖学金。奖学金于1941年开始发给，至1948年共5次。李星学与同学合撰《四川南川西南部之古生代地层》等研究论文，两度获得殊荣。

1942年李星学从重庆大学地质系毕业，考入中央地质调查所。起初，他跟随著名地质学家尹赞勋赴四川南川重勘南川古生代地层剖面，并同尹先生合著《南川地质旅行指南》，为中国地质学会第1 9次年会后地质旅行之用;1943年5月至1944年3月间，又随边兆祥赴宁夏，在黄河两岸及贺兰山一带，进行了长达半年多的地质矿产调查，这些都为李星学以后的野外工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1944年，李星学师从著名古植物学家斯行健，潜心古植物学研究。斯行健是我国古植物学的奠基者，他治学勤奋严谨、一丝不苟，对李星学影响甚大。解放初期，李星学被借调到地质部干地质找矿，几年下来，难免有些急躁情绪。斯老察觉后毫不客气地指出： “想时髦，急于求成不是做学问的态度。青年人要坐得住，要能潜心于学，才有学好的希望。”并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语重心长地说：“(我)在国外留学时，经常整天泡在植物化石储藏室里，午休不回去吃饭，常常几块面包、一杯凉水一吃了事。有时连晚上做梦，梦见的也都是植物化石在眼前飞舞……”

这样的谆谆教诲还来自地质学家黄汲清。他曾说，考察中对地质现象要“画图画图再画图，小结小结再小结”认认真真、一丝不苟，下苦功夫“把问题杀死”。这些来自长辈、老师的耳提面命，让李星学铭记在心，终身获益。

勤奋是做学问和立身之本

李星学一生牢记着这样一句话：“勤奋的人虽然不一定会成功，但成功的人没有一个不勤奋的。”他又说“我深深感到：勤奋是做学问和立身之本”。他不以资质自傲，而说自己幼时智力平平，唯努力而已。

1937年初，李星学参加全国大学联合招生考试，虽然他平时学习成绩名列前茅，这次却名落孙山。在他气馁时，一位老师开导他说： “胜败乃兵家常事，只要勤奋努力，总有成功之日。”这番话给他很大的鼓励。他决心留在长沙叔叔家发奋复习，来年再战。他把自己的卧室命名为“三三斋”，把条 幅贴在门后，内容是“三抓”和“三不”。“三抓”：数理化抓基础，语文英语抓熟练，其他抓要点。“三不”：不逛街，不会友，不贪睡。就这样闭户苦读数月，在以后的同济、金陵大学招生中，都榜上有名。

地层古生物工作者研究的主要对象是沉积岩和化石，工作时往往需要参考中外古今的许多论著资料，因而多掌握一门语言就等于多开凿了一条通向知识宝库的通道。李星学没留过学，在校期间只学过一门英语。解放后，他上夜校和速成班，学了一年俄语的基本发音和语法。在平时的工作中，他又忙里偷闲，跟留德的斯先生学了些德语。上世纪60年代初，所里为研究生开办了一个法语学习班，他又挤时间参加学习。同班30多人中，属他这个“老秀才”年龄最大，已逾40。一些人认为他学不长久，可是他除了坚持每周3小时听课外，还充分利用早晚空闲时间背单词、做练习，从不间断。4个月后，能一同坚持下来的只有七八个人，最后的结业考试李星学的成绩甚为理想。这些持之以恒的努力，使他的英语达到“四会”外，还能阅读俄、德、法语的专业文献资料，这些都为他从事的科研工作打开了方便之门。

李星学曾用法国科学家路・巴斯德的一句名言： “在观察的领域里，机遇偏爱的只是那些有准备的头脑”，来说明机遇的偶然性寄存于勤奋的必然性之中的道理。青年时代的李星学曾在床头贴过这样的座右铭：“不要懊悔过去，不要憧憬未来!勇往直前，把握住你的现在!”多少年来，每时每刻他都牢记在心，不敢懈怠。

李星学常以“好记性不如赖笔头”自律，他参加学术会议，任何人作报告，哪怕是无名小辈，他都埋头做笔记。他从40年代起就长期坚持做资料卡片及化石属种卡片。他将国内外同行有关的研究资料，随时摘录制成资料卡片，他将地质矿产中采集到的一些化石标本，制成化石属种卡片，对其重要特征还附有叶脉的简要插图。一张又一张卡片，尽管年代不同，墨迹不一，但都制作得一丝不苟，凝聚了他不少心血和汗水，也为其研究工作积累了丰富的资料。他总是将这些卡片放在办公桌的右侧，供同行弟子们共同使用。

“李老真像一位超级钢琴大师”

李星学的弟子李浩敏深有感触地说：“李老真像一位超级钢琴大师，他深思熟虑，深谙诸多弟子的品行特点，只需在琴键上轻轻一点，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中瑞科学考察团(1927 1935年)在我国西北地区的科学考察，是我国近代科学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国际合作。其成果丰硕，迄今已发表了56部著作。其中，考察团成员Bexell1935年在甘肃南山剖面上先后连续采集到典型的“安加拉植物群覆盖在华夏植物群之上”的标本，被当时研究东南亚华夏植物群的权威T.G.Halle在第二届国际石炭纪会议上公之于众，轰动了地质古生物学界。Halle得出了安加拉植物群整体上比华夏植物群年轻的结论。

鉴于上述两个植物群相互关系的重要性，我国地质古生物学者几十年来先后多次赴祁连山寻找南山剖面，并对邻近地区进行普查，但采到的化石材料都有印痕而缺乏表皮解剖特征，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

正是着眼于这一关键问题，1997-1999年，在李星学指导下从事博士后研究的王军多次提到了开展古生代植物表皮研究的重要性。特别是当他告知李老自己在1992年攻读硕士学位期间，随同导师沈光隆教授在北祁连山野外考察时，看到那里的某些二叠纪植物化石似保存为压型标本、有可能进行表皮分析时，李老当即提出注意加强针对性调查，并细述了中外地质古生物同行对南山植物群倾注了极大热情的缘由和进一步取得突破的关键。鉴于晚二叠世塔里木植物群和南山植物群的相似，李星学还提出加强南山植物表皮化石材料的搜寻和研究，从塔里木标本着手，尽快熟悉文献和表皮研究的方法技术。

2005年王军在E.M.Friis教授的帮助下，访问了瑞典自然历史博物馆古植物学部，查阅了Bexell当年采集的标本。2006年，研究得到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DAAD)的支持，他赴德国明斯特大学与李星学推荐的Kerp教授合作，利用其实验室先进的技术设施大量分析和深入研究所获得的材料，最终取得了重大突破。

南山植物群本身的特殊性早已引人注目，表皮特征将对揭露南山植物群的真实面貌发挥关键作用，也将影响如何重新审视70多年来中外地质古生物同行对该植物群的不同见解。耄耋之年的李星学，倾注全力，指导着年青一代的科学人，谋求着我国地质领域的继续发展。

年逾90的李老至今仍然笔耕不辍，诲人不倦。直至上世纪末每年他至少还要完成一两篇学术论文。1994年夏天的南京，酷热难当。李星学却仍在自己的书房挥汗疾书，一字一句认真地审改博士研究生的毕业论文。这几年，他仍在学术的殿堂里不断攀登，他主持完成了近70万字的《北祁连山东段纳缪尔期地层和生物群》，主编出版了约200万字的《中国地质时期植物群》(中英文版)。

当我面对着李老的著述目录时，那百余件著作仿佛向我诉述着作者的经历，他那无悔无怨的蹉跎岁月给人们留下了如此丰硕的成果。那一篇篇论文、一本本著作，是作者用青春、用热血、用生命换来的。

李老的办公桌上堆满了国内外寄来的书刊及函件，他从来不摆架子，几乎是有信必复，对野外队来信来人向他请教的问题也都耐心解答。他曾经对弟子们说过： “科学工作是一种非常艰辛复杂的劳动，特别是地学工作，要有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的坚强意志，要有勇于实践的创新精神，踏踏实实的严肃的工作作风，还要有相当强健的体魄，敢于改正错误的宽阔胸怀，才能取得较大的成就。”

方寸之师，世界万千

李星学爱好广泛，阅读报刊，欣赏音乐、集邮、集硬币、摄影……他把这些统称为闲趣。年轻时，他是体育能手，对各种球类运动都颇为喜爱。现在年事已高，但只要有重要体育赛事的电视直播，几乎一场不漏。他爱听京剧，还特别欣赏那悠扬、急促、哀怨的声调，他把“汉宫秋月”、“雨打芭蕉”的曲谱密密麻麻地抄入手册中，闲暇时拿来独自哼哼，颇有情趣。他不无惋惜地说：“可惜手册在‘文革’中抄走，不知所在，甚以为憾。”

李星学爱好集邮、集币，大多是平常和国外亲友、同行书信交往中保存下来的。不知不觉已收集有20多本邮册和40多个国家、地区的硬币了。此外，他还将一些有史料价值的珍贵照片捐赠给了南京地质博物馆，以便更好保存。通过集邮和集币，他涉猎天南海北、美景胜迹、风俗人情，真所谓“方寸之间，世界万千”。

谈及夫人刘艺珍，李星学在2007年出版的《李星学文集》中自述道：

她作为我这个地质古生物工作者的妻室也真不容易。特别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常年工作在外，儿女还幼小，家庭生活操持和儿女的管教都集于她一身。有时，我就是在家里，由于任务紧迫而日夜赶工时，她也总是给我以莫大的支持与谅解。可以说，几乎我所有的工作成果都包含着她不少的辛勤劳动。我俩自1948年秋结婚以来，60多个春秋了，她也历经了不少生活困难和命运坎坷阶段，我们都挺过来了。现在我们虽然年老多病(指老年病，无碍大事)，还是过着和谐的幸福生活。我认为，幸福的家庭或美满的婚姻主要依赖于双方的互敬、互爱与互谅，才能在任何艰难的境遇下，都能相濡以沫地走出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