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湘缘

湖南人靠的是他那份刀刚火辣性格，靠的是湘籍雄奇之士的高尚品德，靠的是“惟楚有才，于斯为盛”的才气。

这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湖南人心气特别傲，胆气特别豪，才气特别高，天性喜欢出头冒尖：执政有毛泽东和胡耀邦，治国有刘少奇，打仗有彭德怀，抓经济有朱镕基，绘画有齐白石，编剧有田汉，写小说有沈从文，作曲有谭盾，研究杂交水稻有袁隆平……这些现、当代杰出人物的事迹可谓有口皆碑，家喻户晓。

倘若我们飞跑的好奇心不肯就此止步，还要探头往历史的纵深处再仔细瞧一瞧，肯定会更加吃惊，因为赫然在目的是这样一行文字——“半部中国近代史由湘人写就”。

这个说法由来已久，其中容或有些水分，但它跟晚清盛传的那句“中兴将相，什九湖湘”一样绝非故意夸张。晚清70年间(1840～1911)，湖南涌现出来的人才，论质论量，江、浙、粤三地必须集合全力方可抗衡。

数百上千位卓然命世的雄杰，在政治、军事、教育、文学、艺术、宗教等多方面，成为近代中国的“火车头”。他们同赴时艰，共纾国难，从未有过畏葸和退缩。

蔡元培曾在《论湖南的人才》一文中写道：“湖南人性质沉毅，守旧固然守得很凶，趋新也趋得很急。湖南人敢负责任。”诚然，在大批湖湘雄杰中，无论是守旧的“后卫”（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胡林翼）、维新的“中场”（魏源、郭嵩焘、谭嗣同），还是革命的“前锋”（黄兴、蔡锷、宋教仁）都是世间不可多得的顶尖高手。若将他们组成一支“全明星足球队”，真可以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还有一些说法也是耳熟能详的，比如：“湖南人流血不流泪，在中国近代史上，广东人革命，浙江人出钱，湖南人流血。”又比如：“中国有三个半人，两广人算一个，浙江人算一个，湖南人算一个，山东人算半个，而湖南人的影响似乎更深远些。”为赢得这些赞誉，湖南人付出了极其高昂的代价。

刀刚火辣性格造就湖湘雄杰的奇能伟力

从整体上打量湖南人，我们有何观感？作为一个种群，一个长期在蛮荒地带拓展生存空间的内陆种群，由于气候潮湿、环境闭塞、资源匮乏和风俗蒙昧，湖南人并非得天独厚，从一开始他们就必须胼手胝足，筚路蓝缕，从艰苦贫穷之中找到乐趣……他们抱成一团，结为一体……湖南人吃辣椒号称“天下第一”，其“辣”字诀的极端表现是：办大事快刀斩乱麻，作风极为凌厉；对敌方心狠手辣，不留丝毫余地。

湖南人刀刚火辣的性格特征十分鲜明，归纳起来，其特点至少有以下11个方面：

一、质朴，务实而不务虚；

二、倔强，又谓“霸蛮”，头撞南墙而不回；

三、傲岸，不拘细行琐德；

四、吃苦耐劳，如同骡子负重行远；

五、坚韧执著，屡败屡战，不胜不归，打脱牙齿和血吞；

六、刚健，勇于任事，锐意进取，敢为天下先；

七、自信，天降大任，舍我其谁，当仁不让；

八、好学，虽武将亦能折节读书，求知欲旺盛；

九、任侠，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疾恶如仇，锄强扶弱；

十、特立独行，具有独立自由的思想和坚强不磨的志节，喜欢别出心裁，标新立异；

十一、不怕死，不要命，老子不信邪，要死卵朝天，不死变神仙，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在最无退路时舍身忘死。

近现代文人汤增璧曾说：“湖南人士矜气节而喜功名。”这话大抵是不错的。湘籍民主革命家宋教仁一言以蔽之：“湖南之民族，坚强忍耐，富于敢死排外性质之民族也。”

另一位湘籍名家章士钊则说得更为透彻：“湖南人有特性，特性者为何？曰：好持其理之所自信，而行其心之所能安；势之顺逆，人之毁誉，不遑顾也。”喜欢干大事，能够成大局的湖南人确实知行合一，只要认定了某个主义、某条道路，就会持之不疑，行之不悔，“一意干将去”（左宗棠语）。

湖南人“霸蛮”而又“灵动”，其不胜不归的心劲体现为一种比野山椒更辛辣，比牛皮筋更柔韧的硬汉精神。此外，湖南人有很强的地方观念、种族观念和国家观念，连闾巷细民也关心政治，先天下之忧而忧。湖南人建功、立业、扬名的心劲特别足，这也许是接受了屈原的精神遗产的缘故吧。

在风雨如晦的中国近代史上，林则徐、翁同、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和章炳麟这些“王牌”人物无不与湘地的俊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或是师徒，或是盟友，或是同志，或是劲敌，或是仇雠。

由当初“无湘不成军”到后来“无湘不成事”；从当初“蛮荒之地，人材鲜少”到后来“湖南人材半国中”，近、现代百余年间，湖湘雄杰的奇能伟力确实令人叹为观止。

湘籍雄奇之士品德高尚，湘人方才在近代史上唱主角

从晚清到民国，政界、军界、文艺界的湘籍巨子普遍重视品德修养，胸襟开阔，器识弘远，为人行事光明磊落。

比如两江总督陶澍就从不乱来，他在安徽巡抚（相当于省长）任上时，深感官场腐败，看出“子民”与“父母官”之间早已形成深刻的仇隙，那些威福自享的官吏“其于百姓则鱼肉也，百姓视之，亦虎狼也”（《陶文毅公年谱》），他欲以一人之力澄清安徽一省的吏治。

但由于贪官污吏十分奸猾，彼此勾结，慎为掩护，不易彻查，体制上的漏洞绝非一人之力所能堵住，陶澍治来治去，功效甚微，无可奈何之下，他只好撰写一副自警联高挂于府堂之北：“要半文不值半文，莫道无人知者；办一事须了一事，如此心乃安然。”他决意做宦海清流，这是传统知识分子内心最深处的自洁精神在起缓释作用。

又比如“中兴第一名臣”曾国藩，他一生勤政好学，谋国之忠，知人之明，无人能出其右，他终生以“血诚”二字待人处事，训弟教子，且主张持家勤俭，亲为家中妇女制订功课单，以使她们免于骄惰。

又比如湘军大帅左宗棠，他自比为黄牛，乐于负重行远，年近古稀，他仍然统领湖湘子弟远赴天山之北，平定叛乱，收复疆土，他不顾高龄，坚持住在军营，与士卒同甘共苦。后来，他的大儿子左孝威去塞北省亲，随父亲入住军帐，受寒致疾，回家后一病不起。

又比如“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危急关头，他义薄云天，誓为变法而流血，却敦促梁启超赶紧逃出魔爪，他那句“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起”的话可不是什么人都能由衷说出的。

又比如民国元勋黄兴，他不争名位，延陵高揖，曾对胡汉民说，“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其次亦功成而不居”，这无疑需要极大的雅量。

又比如民国大将蔡锷，他不仅主张“军人不党主义”(即军人严守中立，不加入任何政党)，还特别关心民瘼，他任云南都督时，云、贵两省的商贾感戴其恩德，大家合计着要为他铸造一尊高大威武的铜像。蔡锷敬领大家的好意，却用这笔款子赈恤两省的饥民。

事后，他对大家说：“君等铸我像，享受荣名，在百年千年之后，若辈哀鸿，食此涓滴之赐，当可活命无算。彰人之功，不若拯人之命也。”这才是足以垂范千古的伟人之仁。正由于这些湘籍的雄奇之士品德高尚，湘人才能在近代史上唱主角，执牛耳，充当火车头。

湖南人的最强音：“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

“人类历史归根到底只不过是伟人的历史。”

英国哲学家卡莱尔先生这一毫不含糊的观点长期不为某些历史学家所认同，但证诸古今，如合符节，很少有什么例外。“世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伟人是一面极为清晰的镜子，从他们身上不难看到一个时代的理性与疯狂、进步与反动。

中国渴望与世界接轨，渴望富强发达，渴望成为东方的醒狮和飞龙，由来久矣。然而，怎样才能使中国猛醒和腾飞？从何处方可获知那句“芝麻开门”的秘咒？百余年来，湖湘英杰一直为这个想法生死以之。自晚清洋务运动以迄于今，中国近代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一波三折，历史提供了太多太多血泪相和的教训，这是后人不应该轻易忘却的前车之鉴。

知人而论世，论世而知人，谈何容易！王开林所著《敢为天下先——湖南人凭什么纵横中国》书中共收入26位湖湘英杰，他们既是本书的骨架，也是本书的血肉和筋脉。我要特别声明，在本书中，地域概念其实无关紧要。尽管那些高蹈远翥的一代天骄与湖南这方热土息息相关，但他们并不受三湘四水的局囿，在中国大擂台上，他们都是重量级的角色。

中国近、现代史“放湖南人出一头地”，使三湘人才喷薄激涌的景象蔚为壮观，这一放便放出许多的轰轰烈烈，放出无数的可歌可泣。

孙中山曾在诔词中称道宋教仁：“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湖南从来就不缺少这样的第一人。

魏源是中国早期洋务派中极力主张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第一人，郭嵩焘是中国外交界中仗节出使欧洲的第一人，谭嗣同是中国维新派中为变法流血的第一人……

杨度在《湖南少年歌》中以极大的肺活量唱出了湖南人的最强音：“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这可不是只图悦耳的花腔，而是湖南人打从火辣血性里吼出的一嗓子。我在本书中所抓的全是典型，这些超级“钻石”光芒耀眼，我们无法回避，也不应回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