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湘缘

□史航（编剧）

    到现在为止，雨果也是我特别看重的作家，他的《悲惨世界》和《九三年》我都很喜欢。译制片中对我最有影响力的也是《悲惨世界》，配音演员毕克的旁白，还有很多段落我都能大量背下来。

它让你对人性永远有一种期待感

    作家黄集伟曾讲过一个故事，说他们70年代看《悲惨世界》的事儿。当时，一个提前看到第五卷结尾的朋友，特别激动地，用单位的电话，来告诉他七个字，沙威警长自杀了。他说，这个事儿对当时的他们来说特别重要。而对我来说，也是这样。如果沙威警长不自杀，这本书对我的影响力没那么大，因为我当时阅读到的整个世界，就是黑就是黑，白就是白，两相对垒，互相不转换，但是沙威警长自杀，让你突然发现，一切可能改变，人性可能改变。这会让你想到，你最讨厌的人，如果把他当成沙威警长的话，他的内心会经历怎样的挣扎，在下一秒会出现什么裂变，这让你对人性永远有一种期待感。

承诺会有回响

    另外，还有一种东西，就是承诺的回音。米里哀主教把银烛台给再次偷窃的冉阿让，说，我用这个来收买你的灵魂。你现在，不是站在恶的一边，而是站在善的一边，我买了你的灵魂。到最后，冉阿让还在问自己，我不知道在天上的父，是否对我满意。这让我想起电影《拯救大兵瑞恩》，那么多人为一个人死，最后他白发苍苍，到恩人的墓前，说我每日想着你说的话，希望我所做一切让你觉得值得。就是这种东西让我印象特别深：承诺后的回响，回音。

爱情让他们变成独生子女

    大学后，再读，又让我发现其中的一个“负能量”，就是马吕斯和珂赛特对冉阿让的态度，马吕斯赞同冉阿让离开，而且觉得这对大家都好，这挺残酷的，当冉阿让说，他会偶尔回来看看珂赛特，马吕斯说没有这个必要了。珂赛特也态度冷淡，所以冉阿让说可能他想错了，他有点傻。这种倾向让人觉得，这俩人沉浸爱情后，开始完全不看天下，这让我想起当时读《神雕侠侣》时，对杨过和小龙女的那种愤怒，他们愿意赴襄阳刺杀郭靖以换取解药，就让他们俩两情相悦地活着。可以说，爱情，让他们变成真正的独生子女，旁若无人。

    虽然现在上映的电影版，修饰得没那么残酷了，但那种东西，还是让我觉得，一切沉浸恋爱中的人，要绕开他们。

人一生该读三本书

    我在钱粮美术馆做讲座时讲过，人一生应该读三本书：二十岁前读《悲惨世界》，二十岁到四十岁读毛姆的《刀锋》，四十岁后读《复活》。因为到了晚年，不管你觉得这辈子活得怎么样，你一定会觉得亏欠于人，所以要读下《复活》，四十岁读《刀锋》，是说：寻求人生意义不是一个傻行为，即使你没有寻求到，也比没有寻求过的人要高级。二十岁前，要读《悲惨世界》，是可以知道：这个世界就是这个样子，首先你不要绝望，然后你再去探求鲁迅先生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那句话：你需要拷问出人们洁白下隐藏的罪恶，再去找罪恶之下隐藏的真正洁白。

其实，最近再次重读，我又有所得，就是里边的我最喜欢的两个年轻人，艾潘妮和加夫罗什，他们一个对爱情的态度，一个对革命的态度，都让我喜欢。但他们居然是最让人讨厌的德纳第夫妇的子女。雨果这么写，或许是想告诉我们，每一代的邪恶，每一代的冷酷是要被刷新的，那种基因没法传承。你看最让人厌恶的夫妇，生出的子女居然是真正的巴黎的孩子。这点让我很高兴。

雨果之问与当下回响

□余中先（《世界文学》杂志主编，法文译者）

    在我小的时候，读过《悲惨世界》的片段，但印象不深。

我记得非常清楚，那是1978年5月，因为从5月1日起，各地的新华书店开始公开销售“文革”以前印行的老书。我记得当时，是在北大南边的海淀新华书店，排队买的书，而且没买齐，读后才知道，小时候读到的那个片段就是雨果的《悲惨世界》。

总体来说，感觉这是一部广泛地介入到社会各个层面的作品，很厚重。就如同阅读《红楼梦》可以了解当时的中国一样，这也是一部可以让读者充分了解到当时法国社会的一部作品。雨果的作品读多了以后，会发现，他的写作和审美的判断都带有一个极端倾向，就是他喜欢把一些绝对性的概念附加到人物身上，譬如《巴黎圣母院》中几个人物就分别是美、丑、善、虚伪的化身。在《悲惨世界》中，冉阿让就是一个遭遇不公正，总是有些倒霉的形象，当然，他还相当善良，在受苦受难的生活中，坚持向善。沙威是一个警察，他代表着秩序。而德纳第夫妇则是象征着贪婪、剥削等等。因为我是做法语翻译的，所以了解翻译前后的一些差别，但就论译本而言，雨果的作品翻译过来，是丢失得比较少的，原来的味道也保持得比较全面，而像福楼拜、巴尔扎克，因为文体风格不太好转达，原文中的细微之处就会丢失很多。

    当时，有个笑话可以说说。因为我们是法语系学生，读书的时候，学校里会放映一些原版的外语电影，就组织集体去看，让·加宾（Jean Gabin）主演的《悲惨世界》黑白片上映的时候，我们去看，学校里有些青年工人就问，是什么电影，我们说是《悲惨世界》，他们就若有所思地说：“噢，是旧社会的事儿。”

其实，在雨果自己为《悲惨世界》写的序言中，就道明了此书的现实意义，他说：“只要因法律和习俗所造成的社会压迫还存在一天，在文明鼎盛时期人为地把人间变成地狱并使人类与生俱来的幸运遭受不可避免的灾祸；只要本世纪的三个问题——贫穷使男子潦倒，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羸弱——还得不到解决；只要在某些地区还可能发生社会的毒害，换句话说，同时也是从更广的意义来说，只要这世界上还有愚昧和困苦，那么，和本书同一性质的作品都不会是无益的。”

    从这个意义讲，这本书的价值是有普世性的。其实，仔细端详，雨果在19世纪发出的声音在现在中国的当下看来，让还有着某种超前性。譬如对罪犯人格的尊重，反对以暴制暴，不光尊重受迫害者的生命，也对施害者有着相当程度的宽恕和尊重；当革命和人道发生冲突的时候，放弃革命，维护人道，等等，这些思想都是有着非常久远的人道主义的光芒的。

个体的遭遇与糟糕的制度

□李银河（社会学家）

    初次读到《悲惨世界》应该是1972年，我20岁。那时，一切东西都是“封资修”，都被禁掉。我在父母的同事家中借到这本书，爱不释手。通过雨果的这部作品，我真切感受到了文学对人的震撼力，尝到阅读的愉悦。

这部作品中，给我的印象最深的当然是冉阿让，主要是他这个人的曲折经历和伟大人格。作品揭示出他个人的遭遇和一个糟糕的制度的矛盾：一个穷人，不过是偷了块面包，却要遭受这么严酷的惩罚，其中的罚不当罪和制度对穷人处境的缺少同情，令人不得不反省制度本身的问题。冉阿让的人格超凡脱俗，极为高尚，在他洗心革面脱胎换骨成为好人之后，在他为社会做了诸多善事之后，为了不让一个无辜的人替自己受罚，他竟然以自毁的方式，承认了自己的真实身份，震惊了所有爱他的人和一直在追捕他的警官沙威。冉阿让完全可以选择不承认自己的真实身份，继续做他的高官，继续行善，而相比之下，那个嫌犯地位卑贱。冉阿让挺身而出还他清白，体现了一种众生平等的理念，并不因自己的地位高尚就认为自己的生命比一个地位卑贱的人更有价值，可以让别人为自己牺牲。

    主教米里哀也是一位塑造非常成功的人物，令人感动。当冉阿让在他家再次犯罪时，他采取了保护和宽容的态度，使他免于再次入狱的命运。如果没有主教的这一悲天悯人的善意，也就没有后来的冉阿让了。这样的人格给人启迪，它使我们深思，在法律之外，还有一个人性善恶的问题，而宗教在法律制裁犯罪之外，以让人知善恶的方式来感化人心，改善人性。在19世纪，当尼采宣布“上帝已死”后，宗教信仰陷入空前危机。但是，破坏之后还应有建设，那就是用道德和人文主义来取代宗教教化人心的作用。如果旧的破了，新的并没有立起来，社会就会陷入一种道德虚无主义的境地。

    另外，值得一提的人物是警官沙威。他忠于职守，严谨正直，像一只忠实的警犬，以敏锐的嗅觉追踪猎物。直到事实证明了他的直觉，冉阿让自首，他却最终被冉阿让的伟大人格感动，在听从内心的同情和忠于职守发生激烈冲突的情况下，竟然选择极端手段自裁，其人格之伟大也令人动容。

    这部作品还涉及了深刻的社会矛盾，非常经典。它以悲天悯人的笔触刻画了穷人的悲惨处境和社会的贫富差异。虽然小说所描绘的是传统法国社会，但是在仍旧存在着贫富差别的社会和时代，读起来并不会觉得过时，反而会感到其批判社会的现实意义。另外，小说对于人性崇高和卑贱的拷问，意义更加深刻，因为这个问题永远不会过时，无论在什么样的社会和时代，人性的善与恶，人格的高尚与卑劣，是永恒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