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多次提到：我们在经济建设问题上要学习苏联。他们那里有现成的经验，这些经验也是成功的。他们已经“建成了光明灿烂的社会主义社会”，我们为什么不学？而且，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主要是要争取苏联的援助。1949年，毛泽东亲自赴苏与斯大林会谈，争取到了苏联的援助。当时，毛泽东也对斯大林说，我们搞建设，是没有经验的，我们要当你们的学生，学习你们搞建设的经验。直到斯大林逝世，毛泽东在悼念斯大林的文章中仍然写道：苏联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最有经验的和最有理论修养的党；这个党在过去和现在是我们的模范，在将来也是我们的模范”。
1956年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
苏联专家指导中国工人
陈云在20世纪80年代说过，50年代，苏联援助中国，是诚心诚意的。这是句公道话。但是，苏联人是按照他们搞建设的思路和习惯援助中国建设的。当时，在中国怎样建设问题上，中苏两国高层是共同协商的，而且，协商的结果，往往是中国高层听从苏联高层的意见。50年代，苏联高级经济专家和政府首脑曾经提出：中国的经济建设要想快速发展，必须集中在沿海和东北地区搞建设。当时，在中国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中，绝大多数人都认为苏联人说得有道理，应该按苏联方面的意见去办。因此，中国在制定“一五”计划时，基本接受了苏联方面的意见。1953年，我国开始实施“一五”计划。“一五”计划是以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为中心展开的，苏联方面打算按照原来的意见，把援建中国的项目集中在中国的东北和靠近沿海的一些大中城市。这样做，工业建设的各方面配套条件较好，企业上马快，见效明显，又可与苏联的工业建设相联系（例如中国东北工业建设与苏联的西伯利亚工业建设相联系）。但是这时毛泽东却有了自己的考虑。他认为，如果把156项工程全部集中在东北和沿海大城市，对中国工业的均衡布局和国家建设的全面展开显然是不利的。尤其是国防工业，都建在与正在打仗的朝鲜相邻的东北地区和易受美蒋飞机袭击的沿海大城市，更不妥当。就在马上要确定“一五”计划的前几天，毛泽东把周恩来、李富春找到菊香书屋专门商量156项工程的安排问题。毛泽东说，在经济建设问题上，我们要考虑中国的实际，不能完全按照苏联方面的意见办。他们说得对的，要听，不对的，就不要听，总之要有我们自己的主张。毛泽东与周恩来、李富春最后确定了这样一个原则：既要尊重苏联专家的意见，又要有自己的主张。
中国自己的主张是什么呢？这就是毛泽东提出的156个建设项目不能全部放在沿海和东北地区，特别是在朝鲜正在打仗的情况下，更不能这样做，要安排一批项目到西部去搞，国防建设项目要有近一半安排在西部。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意见，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与苏联方面进行了反复协商。在中苏双方协商的基础上，最后决定：106项民用工业企业中的21项，要建在西部地区，44项国防工业企业中的21项，要摆在西部。这一决策的实施使我国过去几乎没有工业的西部地区建起了一批轻、重工业。其中，钢铁、电力、煤炭、石油、有色金属、兵器、航空、建材、电子电气等企业初具规模，并且初步形成了相互衔接关系。
到了1956年，苏联方面经济建设中的弊端已经显现出来，此时毛泽东更感到，对苏联的经验绝不能照搬。可是，当时有一些人却十分崇拜苏联经验，毛泽东则认为，苏联人走的弯路，我们不能再走。基于这一考虑，他对我国经济建设布局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思索。他看到，我国西部地区虽然已有了一些工业企业，但总体上看，西部地区工业化的底子还很薄，与东部地区相比，差距还很大。他说：“我国全部轻工业和重工业，都有约百分之七十在沿海，只有百分之三十在内地。这是历史上形成的一种不合理的状况。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但是，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在这两者的关系问题上，我们也没有犯大的错误，只是最近几年，对于沿海工业有些估计不足，对它的发展不那么十分注重了。这要改变一下。”在毛泽东的决策下，我国重新调整了经济建设布局，在新的经济建设布局中，西部地区的发展被放在了十分重要的地位。当时毛泽东特别注意把国防科技工业摆在西部地区。“一五”和“二五”期间，我国的飞机、坦克、火炮、舰艇等重型武器生产基地都部署在西部地区。西安、重庆、成都、太原、兰州等西部大城市也很快走上了工业化的道路。
当时，毛泽东思路的重点，是考虑国家经济建设的布局问题。在那个时候，苏联经验几乎是神圣的，各社会主义国家大都照搬苏联经验，而毛泽东却敢于对苏联人说“不”，因为他是从中国国家根本利益出发并且立足于中国的，他思虑的是国家经济的长远、全面发展。他已经把目光投放到了西部地区，并且以西部建设的实绩，为后来的三线建设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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