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鸣九和他的两柜子书，书柜中小孙女的照片是书房里最重要的装饰
【人物简介】
柳鸣九，1934年出生于湖南长沙，1953年毕业于湖南省立一中，同年考入北京大学西语系，毕业后，赴中国社会科学学部文学研究所工作，1964年转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1981年后，多次赴美国、法国进行学术考察。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南欧拉美文学研究室主任、研究生院外文系教授、中国法国文学研究会会长、中国外国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际笔会中心会员。2000年，在法国巴黎大学被正式选定为博士论文专题对象。2006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最高学术称号“终身荣誉学部委员”。其妻子朱虹为英美文化专家。
【人物故事】
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柳鸣九的名字也许有些陌生，然而，如果时光倒退30年，他堪称年轻人的偶像。有一位中年人这样回忆：“1985年的一天，我在上海南京东路逛新华书店的时候，发现很多人正在排队。我也加入了队列，当然不是买减价咸鸭蛋，而是一本畅销书，叫做《萨特研究》，柳鸣九编选，两块多一本。好不容易抢到一本，满身大汗地从人群中挤出来。”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标榜“自我选择”的法国作家萨特在当时的中国掀起了一股“萨特热”。反对者将萨特与蛤蟆镜、喇叭裤一起并列为“三大精神污染”，可哪里挡得住时髦的年轻人不管看不看得懂，都以人手一册《萨特研究》为荣。而将萨特引入中国的，正是柳鸣九，他也被称为中国“萨特研究第一人”。
和30年前一样，年近80的柳鸣九仍然住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老宿舍楼里。穿过狭窄阴暗的楼道，一套不过30多平方米的房子是他日常工作和生活的地方。水泥地、白灰墙、绿漆门，没有经过任何新的装修，日光灯还是拉绳开关的，时间流走的痕迹，烙在陈旧的沙发和家具上。“30年前什么样，现在就什么样。”柳鸣九说。
由于身体欠佳，柳鸣九只能承受两个小时以内的会客时间，严谨的他已经提前准备了构思好的回答。只是说着说着，老人的思维就又发散开去。
柳鸣九出生于193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是中国研究法国文学的权威，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终身荣誉学部委员”称号，可谓“文科界的两院院士”。不过老人并不热衷追求荣誉，他现在最大的乐趣就是“坐在沙发上看着对面两个书柜，里面300多册书都是自己写的、译的、编选的、主编的成果”。十几平方米的小书房中，从书架到书桌、从窗台到地上，都堆满了书。“标准陋室，有书则灵。”柳鸣九笑着说。
和当年“萨特热”一样，“文学热”也已经逝去。谈到文学对社会的作用，柳鸣九说：“如果法国18世纪没有文学的启蒙主义思潮，就不会有法国大革命，至少革命不会具备那么完备的形态，不会那么彻底。在美国，众所周知，《汤姆叔叔的小屋》对南北战争也起到了重要影响。但是，我注意到莫言得了诺贝尔奖之后，说了一句很引人注意的话，大意是‘文学无用’。一个21世纪的中国作家为什么这样讲，值得深思。”
尽管年事已高，柳鸣九仍笔耕不辍，最近还出版了好几种专著与翻译，他的15卷、600万字的《柳鸣九文集》也即将付梓。“人在退休后都有惯性。走仕途的人退休后无权可用，但我一辈子摆弄书，退休后仍然可以继续摆弄。有时也想清闲，但看着一本本、一套套散发着油墨清香的书陆续问世，也算是老年的乐趣。”柳鸣九说，“何况稿费还能贴补家用，可以带小孙女出去撮一顿。”
柳鸣九有两个小孙女，他自己的小孙女一直生活在美国，而在他身边长大的另一个“小孙女”晶晶，其实与他并没有血缘关系——她的父母都是农民工，母亲长期在柳鸣九家做家政助理。于是，儿孙不在身边的柳鸣九和他的夫人——英美文化专家朱虹，成了晶晶的“养育者”和“监护人”。
晶晶一直成绩优秀，但没有北京户口无法在北京高考。她的两位“监护人”虽然学富五车却是囊中羞涩，无力承担自费留学的高昂费用，于是只能发挥自身“优势”，亲自教导她的功课。经过两位老人十几年的努力，学业优秀的晶晶得到一份奖学金去了美国念大学，今年夏天已经大学毕业。
柳鸣九回忆道，送晶晶去上学的那一天，第一次来到首都机场第三航站楼的柳鸣九有些晕头转向，他已经很久没坐飞机了。听到这，中国青年报记者好奇地问：“作为一个研究外国文学的专家，难道出国很少吗?”柳鸣九答：“我出国的次数相当少，每次的收获却是沉甸甸的。我去过两次法国，回来就写成了《巴黎名士印象记》、《米拉波桥下的流水》和《巴黎散记》3本书。出国少并不影响我的学术研究，因为，第一，国内有关机构和图书馆，在外国历史和文化方面的原文典籍储量很充足，足以让人穷经皓首;第二，我眼见有些人经常来来往往于国内外，耗费大量时间，学术上却收效甚微。”
在出国问题上，柳鸣九把钱锺书作为榜样。“如果我没记错，钱锺书在1949年后只出了一次国，但他对西学的研究，却远远超越了那些在中外文化交流道路上忙忙碌碌、风尘仆仆、风光十足的‘学术活动家’。”
柳鸣九的父亲是一名厨师，在那个年代靠着一把菜勺培养出了3个大学生，很是不易。身为长子的柳鸣九对积劳早逝的父亲一直感念，在去年出版的散文随笔选《子在川上》中，第一篇就写的是《父亲的故事》。和一些出身书香门第的世家子弟不同，柳鸣九“毫无家学渊源”。经常有人问他童年有什么“早慧根由”，柳鸣九戏谑地用《哈姆雷特》中的一句话回答：“亲爱的霍拉旭，很多事情是在你的哲学之外。”
“有一个著名的口号：不能输在起跑线上。按照这个逻辑，人们以为凡是有所作为的人，必然有不平凡的童年，但我从初三才开始读一点外国文学作品。如果说在这个专业上算是有了一些作为，那完全是在中学到大学、又在长期的工作中，慢慢学习、勤奋努力的结果。”柳鸣九说，“如果把我当作一个案例，那似乎可以说明：一个在起跑线上几乎一无所有的人，只要后来努力，也不见得会输。”
萨特曾经说：“人是自我选择的。”柳鸣九还记得，自己人生中第一次大的选择，就是年轻时候关于要走什么路、做什么人的问题。“当时想，要做大丈夫，不外乎三种选择：立德、立功、立言。立德当‘圣贤’我做不到，立功为社稷也做不到，就选立言做个学者吧。”这一选择，就是一生。
采访柳鸣九时，因为天气炎热，他上身穿着衬衣，下身是一条西装短裤。拍照时，一头银发的他十分注意形象，特地叮嘱：“不要拍到下身，不好。”看来，老人家并不知道现在外边年轻人的裤子早已越来越短，又或者，他即使知道也坚持自己的标准。
采访结束后，柳鸣九坚持送客到楼下。他返身关上自家那扇生锈的铁门时，记者突然发现门上粘着一张纸条，上有“年老有病 谢绝来访”8个手写大字。“这张纸条贴了很久，但常有失灵的时候。”柳鸣九笑言，“我身体不好，也不太愿意公开说话。自己在家，只要看着我那两柜子书，也就自得其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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