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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的烦恼——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的困境与突围

媒体:卢德之的搜狐博客  作者:卢德之
专业号:小青虫 2012/12/15 22:42:18

尊敬的各位支持中国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领导、朋友,尊敬的公益界的同仁们:

    今天是我第四次参加非公募基金会论坛年会,我觉得我们真的成长了。刚开始的时候,开会就两百人左右,到现在已经有600人了,听说这次报名的人特别多,因为我们组织能力有限,本来可能有更多参加。今天我讲的题目是“成长的烦恼”,为什么讲这个题目呢?我们论坛的主题是“财劲其用,追求卓越”。“财劲其用”,就是说我们如何把财富用的最好,用的最有价值,而且用最大的气力去用,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果我们还有烦恼,那是做不好的;“追求卓越”就是追求幸福。习近平总书记说:人民的幸福就是我党追求的目标。为了追求幸福,我们一定要减少烦恼。那么,我们就一定要把烦什么说出来,说给我们的党听,也给大家说个明白。

 

一、我们到底烦什么?

   第一、第一代富人的富有而“贫困”。我这里讲的第一代富人,主要是指改革开放以后成长起来的企业家。像冯总,像我都是这个行列的。我们这些人,应该是富有了,有了大量的财富积累,也改变了传统的财富观,而且现在也有相当一部人积极参与慈善事业,但是据报道70%的富人有移民倾向,而且30-40%已经移走了。关于移民,我们不去评判它究竟对不对,各有各的理由,至少说明我们国家开放了,人民有选择居住地的权利和自由了。但是,我们要反思:为什么要移民呢?从企业家的角度,我觉得我们也有一些难处或者说“贫困”的地方。一是信仰缺失;二是保障不力,感觉自己包括家人的人身和财产得不到安全保障;三是我们也感觉到不公平。为什么不公平呢?比起一些有权力的人,我们还得去劳动,还得去行贿啊,少数官员坐在那里收,这不平等啊。外国资本一进来,他钱多,做一下就拿走几十个亿,我们也感觉到不公平等等。这些原因就导致了相当一部分富人出现了“精神贫困症”,不移民怎么办?

   第二、文化的陷阱。一讲到传统文化,都讲传统美德是我们做公益慈善最好的道德因素,是我们的基础,这个我当然赞成,但也别忘了,民间是有仇富情绪的。为什么仇富?仇什么富?我把它叫做“邪富”,有两种“邪富”,按照正义论的说法,一种是非正义地获得了财富,还有一种是有了财富以后去非正义,是仇这两种“邪富”,这样的富仇是对的,非仇不可。问题是这样一“仇”,很多富人就不敢露富了。我们再看看庙堂,历朝历代的皇帝都主张学雷锋,不光是毛泽东主席主张,做好人好事都提倡,但是做好人好事做过了头,是有问题的。明朝的时候,沈万三做了那么多好事,还是要被搞得家破人亡。为什么呢?天子是代表天的,是大善的象征,你善能善过皇帝吗?当然,我们共产党没有这样的问题,他希望我们大家都做好事,不管是小好事,还是大好事。但是,我们的官场文化中也有这种因素的存在啊。这是文化的陷阱,我把它归纳为“民间仇邪富,庙堂防大善”。

   第三、制度的障碍。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慈善制度是重生不重长,或者说是准生不准长。那既然不让我们长,又何必让我们生呢?现在我们的门槛低了,主管部门也不要了,而且各方面也重视,来研究相关的制度、法律环境了等等,这些都有了。但我跟大家讲我去年差一点因为慈善而犯罪。为什么呢?让我交滞纳金。因为我注册资金2个亿嘛,深圳的税率比北京低,在北京注册,一不小心多收走了几千万税,再一说你交晚了,滞纳金又两千万。因为慈善交滞纳金的,我估计在全世界不多。但我们没有像徐永光说的那样可以不怕死,我们怕死,所以还是交了,不交是违法的,我们不能违反法律,但是我们对这个法律有意见,必须提出来。

   大家说这些烦不烦?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还很小,既然我们还很小,不管有多烦,我们也要长。

 

二、不长,行不行?

    我们太小了,中国这么大,参与公益的人那么多,中国有钱人那么多,公募基金会、非公募基金会就长不起来,那怎么行?

    我觉得首先不答应的是我们伟大的党。大家可以看看十八大报告,已经讲得很清楚了,里面提到:“在城乡社区治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实行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是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的重要方式”,“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完善社会救助体系,健全社会福利制度,支持发展慈善事业”,“强化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在社会管理和服务中的职责,引导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充分发挥群众参与社会管理的基础作用”等等。所以我们不长,我党当然是不答应的。

   其次不答应的是社会大众。从2008年开始,大众的公益慈善意识被调动起来了。这是一种欲望啊,这种欲望被调动起来了,突然让我们不干了,这不太可能。这种欲望得不到满足,那这个社会就是被扭曲的,是会变态的。大家怎么也不希望我们这个社会变态吧。

   最后,我们自己也不答应。其一,我个人认为:富人是先进生产力的重要代表,他们长不起来,与他们相适应的资本精神就培养不起来,就很难出现世界级的大企业家、大慈善家。富人是社会的稀缺资源,孔老二有弟子三千,七十二贤士里就子贡一人会挣钱,其他都是当官或做学问的,你说这有多么稀缺啊;其二,慈善是打开社会现代化大门的一把“金钥匙”,现代公益慈善体制是与现代政治、经济、文化、生态体制相配套的社会体制,是体现起码道德底线的法制体制,如果没有慈善的成长,现代体制就没有办法完善;其三,公民社会是体现权利义务的社会,没有慈善的成长和进步,公民社会也很难建起来。

   行善的权利都得不到保障,还有什么权利能得到保障呢?

   行善的自由都得不到捍卫,还有什么自由能得到捍卫呢?

   行善的公平都得不到维护,还有什么公平能得到维护呢?

 

三、怎么个长法

    冯(仑)总告诉我们要野蛮生长,我们确实是已经在野蛮生长,比如说登记难,跑到香港去,我们也要登记;税收环境差,咬紧牙关,交滞纳金我们照样上;我们员工薪酬待遇低,通过各种方式也要引进人才等等。但是我们非常不甘心,我们追求科学生长。

   怎么才能科学生长呢?我们要有内在的精神动力,要有资本精神;外部环境也要优化。

   一是要树立目标。要建立中国特色的现代慈善事业,我们做的不是传统的,也不是美国的。

   二是必须有先进的、明确的理念体系做指导。这应该是中西合璧的,我把它叫做“旧瓶装新酒”,“换药不换汤”。中国的东西要么是药,要么是汤,西方的东西要么是酒,要么是瓶,反正都要留一些,完完全全按照西方的模式是走不通的,按照传统的模式也走不通。

   三是选好突破口。我认为政府应该在建立健全法制体系方面下功夫,而民间应该大力发展非公募慈善基金会,发展家族基金会。

   当前我们是野蛮生长,也要科学生长,这是双轨制;今后五到十年是野蛮生长和科学生长的有机结合,就与现在不同了,现在有点两张皮的感觉;未来十到三十年要完全实现科学生长。我们用了三十年的时间,实现了经济的飞速发展,走过来西方一百年甚至上百年的路,未来的二三十年,中国的慈善事业特别是非公募基金会、家族基金会也有可能有一个爆发式的发展,在这样一个时间之内,赶上并超过发达国家,用慈善的旗帜引领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按照我最近的惯例,在结束的时候,要喊三句口号:

    一是慈善就是共享,不共享就可能被共产

    二是慈善创造未来,所谓创造就是要引领,要引领未来

    三是慈善是可以统一世界的,这是我跟美国人说的。

    谢谢!

 

(在第四届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2012年年会上开幕主题演讲的录音记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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