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湘缘

一张办公桌，一把办公椅，椅子后绕着两株高高的绿色盆栽。不大的沙发上堆了些衣服，三双运动鞋靠在墙边，与其说这是张平文的办公室，不如说这是一个小型生活区。桔红的大柜子独占了一面墙，前三列都是书柜，里面摆满中英文书籍、一些奖状和奖杯，还有几个小装饰品，“都是学生送的”。张平文打开最后一列柜子，柜子内侧镶了一面穿衣镜，他拉起衣架上的毛巾擦擦脸，扯出一条领带，对拍照的记者说：“戴这条怎么样?”

“从周一到周日，全在办公室里。”从求学者到教学者，在北大待了33年的张平文，俨然已经把学校当成了第二个家。

张平文近影

“走不一样的路”

说起家乡长沙县跳马镇喜雨村，张平文立刻滔滔不绝。对于家乡，这位数学家有着朴素深沉的情感。他从小家境贫困，一家人全靠父亲种田糊口，最穷的时候甚至“没饭吃”。为供他读书，母亲多年靠卖鸡蛋补贴家用。

而他从小就表现出对数学的热爱和天赋。不仅成绩优异，为减轻家里负担，他还趁着酷夏农忙背着木箱走街串户地卖冰棍，“一根冰棍挣一分多钱”，他说。他还是采野山菌的好手，“我从小分析能力很强，什么地方长什么菌子我都知道。”他笑着回忆。

农村出来的他曾在湖南省数学竞赛中名列前五。1984年，高考成绩全省前十的张平文被北大数学系录取，从此开始探索数学的奥秘。张平文从此开始了为期四年的基础数学学习。学习期间，他十分刻苦，曾于一个学期选了七门专业课。面对如此好学的学生，本科课程怎能喂得饱他，于是，名列前茅的张平文在大四开始选修研究生课程。

本科毕业后，近一半的同学都打算出国深造。考虑到巨大的经济开销，家境贫寒的张平文决心“走不一样的路”，在国内发挥出自己的优势。为了让自己所学能“真正有用”，他选择了攻读计算数学的硕士和博士。

在张平文看来，计算数学正是这样一门“有用”的学问。计算数学研究算法与模型，最早应用于国防，随后进入工业领域，天气预报的数据预测和出租车导航也离不开它。“计算数学的成果都藏起来了，但正是这些算法和模型在背后起到了支撑作用。”张平文笑着说，身子微微后仰。

当时的北大还处于学制改革初期，学生读完硕士和博士需要花费六年时间。为了尽早完成学业、工作养家，张平文找到了应隆安教授，希望他成为自己的导师，并表示要在四年内博士毕业。面对功底扎实、踏实肯学的张平文，应教授欣然答应。1989年，张平文用一年的时间学完了硕士三年需学的课程，并顺利考上博士。博士的课程在10月开学，但张平文6月就到了北大。夜晚的46楼几乎没有人，他就在静悄悄的宿舍里一个人看书，“屋里只有自己一个人嘛，夜里有时候害怕，就把收音机声音开得特别大。”一本内容深奥的专业书，张平文花11天就能看完，他每天晚上都去应老师家，和老师讨论书里的内容。

有了本硕五年积累起的丰富知识，读博期间的张平文做起科研来如鱼得水。博士一年级，张平文拼命做学问，发表了数篇学术论文后，他跑去问导师：“博士要达到什么样的水平才能毕业?”导师说：“你现在的水平就可以了。”于是张平文又兴冲冲地找到管研究生的副系主任，表示要毕业，但老师说：“不行，你同学硕士还没毕业呢，你着啥急呀。”最终，张平文如愿以偿，发表了多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并在四年内读完了硕士和博士，成为了北大数学系“博士早毕业”的第一人。

1994年，留校教学两年后的张平文评上了副教授，再过两年评上正教授。1998年，32岁的张平文成为了科学与工程计算系主任，当时系里有8个人，张平文是年龄最小的一个。

“找到正解所在”

担任系主任之后，张平文发现，学院一届160多名本科生中只有7人愿意学习计算数学。“7个人可怎么开课啊!”张平文急了，当天晚上带了几个比较活跃的研究生，一间一间地敲开学生宿舍的门，拉着他们谈计算数学的前景，终于把7人的队伍“忽悠”到了20余人。

这样的“劝学”工作一直持续了3年。在第四年时，张平文再也没有“闯”宿舍了，他找到了问题的“正解所在”。换位思考之后，张平文发现，相比于基础数学、概率统计和信息科学专业，同学们对计算数学缺乏最基本的了解，“大家都不知道你这个专业是学啥的，学出来又能干嘛。”其次，计算数学很难，不仅要熟练操作计算机，而且对数学的要求也很高，甚至还要对所需解决的实际问题有具体的了解，这就给同学们带来了较大的压力。

找到了问题根源，张平文做出了定位：不求人数求质量，每年有20个人就已足够，但这20个人，必须是最优秀的学生。”

基础数学已有几百年历史，学习者能体会到它的美感，而计算数学存在的时间不长，偏向实际应用，要让学生体会到计算数学和基础数学不一样的地方，必须进行改革。下了决心之后，张平文把主要的几门专业基础课程教学内容全部修改了，他身兼数职，一边进行教学，一边联合同事编写新的教材。几年后，他主编的三四本新教材中，每个章节后都加上了“上机习题”，让学生在机器上做实验，使课程更具操作性。其中，《数值线性代数》在全国发行近4万册，被一些高校作为教材使用。

张平文和计算数学系同事们一起编写的全新教材

“他们都好了，我就好了”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北京市“五四”奖章获得者……多年来，张平文获得诸多荣誉，但最让他感到自豪的还是“北京市师德标兵”和“北大十佳导师”的称号。

教学体制改了，可怎么才能吸引学生呢，张平文想出了一个好方法。和别的教授“担心学生出国会造成人才流失”不同，他反其道而行之，尽全力帮助学生完成出国梦。张平文每年为同学开设一次出国的讲座，直到今天也从未间断。对于最优秀的学生实行“定点推荐”，让他们能直接申请最想去的学校，给别的同学留出更多机会。此外，张平文还负责了学生和国外学校的联系，建立起双方沟通的桥梁。说到这里，张平文兴致勃勃给记者看他为大四准备出国的学生们建立的名为“飞跃小组”微信群，群里的13个人每天都热烈地讨论申请出国的事，张平文也时不时在群里为同学们“排忧解难”，并让自己成功出国的学生为他们介绍申请经验，完成“信息的延续与共享”。

张平文并不满足于此，他还要提高国内的学科建设水平。他请了很多海外学者来学院任教，让教学科研与国际接轨。同时开展本科生科研，把手上的项目交给本科生来做，提高他们的综合能力。“做基础数学，天分和勤奋最重要;但是应用数学，最重要的是综合能力。”

“我的幸福观很简单，做学问让我感觉很开心。培养年轻人、与自己的学生交谈、与他们共同面对并解决各种困难……都是我最喜欢做的事情。”他说。“人才培养最关键的是要从学生的角度考虑问题，我总是想尽办法让学生越来越好。他们都好了，我就好了。”

在博士生莫毅眼中，张平文是“性情中人”，为人耿直坦率，对学生要求严格，“如果你偷懒、不认真，他会直言不讳、非常严厉”，但他又对学生很体贴，过年过节都送来茶叶、月饼、粽子等。大家找研究方向、规划出国、工作推荐甚至碰上情感问题，都喜欢找张老师商量。

在学生们眼中，张平文是一位勤奋的学者。他坦言，自己对学生的培养极其注意细节。他会给学生一页一页地指出PPT中的不足，指导他们如何演讲。即使学生走上工作岗位，第一次申请基金项目，第一次报奖，第一次组织会议时，他都会详细指导他们该如何做。

“从发邮件到PPT制作，他做啥事都要求‘专业’。”博士生蔡永强说，张老师要求，论文必须高质量才能发表，做什么课题都必须“亲自摸索一遍”，“他让我找到深刻的科学意义，也让我看到什么叫专业”。

“他会根据每个人的兴趣和水平制定单独的培养方案，提供不同专业方向供我们参考，做课题有很大的自由度。”莫毅说。

“做感兴趣的事”

张平文做起事来十分专注和投入，对于1999年之后的科研，他甚至用到了“拼命”一词。张平文认为，理科的研究介于工科研究的条理性与文科研究的跳跃性之间，十分注重逻辑。除此之外，科研还需具备两个素质，一是兴趣，二是毅力，年轻人应该勇于尝试，先找到自己感兴趣的领域，再对其进行研究：“有了兴趣和毅力，才能长期坚持下去而不觉得累，最终取得成功。”

对于从事科研的人来说，研究过程从来不会很顺利，一次失败，就是一次徒劳、一次希望的落空，在研究者的兴趣重新填满这种空虚之前，需要有强大的心理承受能力来担负这一切。“失败的例子太多了，要经过很长时间的尝试和失败才可能获得成功，而成功的喜悦就是那么一刻”。

一晃三十余年，随着时间的流逝，张平文从血气方刚的学生变成了教书育人的老师，他对生活的看法也慢慢发生了改变。年轻时的张平文把科研看得十分重要，觉得博士生留在学界做学问是理所当然的事，但现在的张平文改变了自己的看法：“人的路都有很多条。每个同学都应该看到自己的长处，良好的心态最重要，其次是身体，第三个才是工作和学习，千万别倒了次序。”谈到这些年的经历，张平文觉得自己“是一个特别有福气的人”，因为在不同的成长阶段总是有人不求回报、不考虑得失地给予他帮助，“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要做一个给别人带来正能量的人。”

在生活中，张平文喜欢打桥牌，还曾经代表北大教工队参加过“京华杯”的桥牌比赛。但为了多花时间在科研上，他已经很久没有碰桥牌了。“总要有所舍弃嘛，”张平文说： “这些年在学科发展和学生的成长方面，应该说做了些成绩，这是非常自豪的事。唯一感到遗憾的，就是没有足够多的时间来陪伴家人。”提到家庭，张平文的话里充满了温情，一念为教，一生为学，在教学上无私地奉献着青春的张平文，也藏起了一份厚重而深沉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