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湘缘

毛泽东的110个视频故事052毛泽东推动乒乓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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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门上传递信号

1970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美国友人斯诺，引起了全世界的瞩目。与此同时，毛主席还接见了另一位日本朋友、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理事长中岛健藏，传递了一个重要的信息。

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面给中岛健藏讲话，是我做的翻译。我记得原话是这样讲的，现在中国是大分裂，文化大革命分成各派，派系斗争搞得很厉害。毛主席号召全国大联合，革命造反派要大联合。毛主席说你们日本也大分裂，你们日本连左派也大分裂，一些对华友好团体都分裂了，都夺权了。毛主席说我支持你，你这位中岛先生是主张大联合的，和我一样。首先左派要大联合，朋友要大联合，然后才有力量，才能去争取中间派，才能去和反动派进行必要的斗争。

中岛健藏是日本一个非常有名的文艺评论家，他和巴金、老舍、冰心、周扬等都是好朋友，是坚定的对华友好人士。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属于日本左派的一个进步团体，主要搞文化交流，不停地要和中国来往。中岛健藏先生对毛主席、对周总理是非常崇拜的，他就记住这个话了。

回到日本，中岛健藏觉得这是一个契机，就派了他的一个助手村冈久平，去做后藤钾二的工作。后藤钾二是名古屋爱知工业大学的校长，1906年出生。他喜好乒乓，兼任了日本乒乓球协会会长。恰巧，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将要在日本名古屋举行，主办方是日本乒乓球协会。中岛健藏就给后藤钾二做工作：“你要把中国队请来啊！你举行31届世乒赛才有影响，才能够真正体现世界乒乓球运动的水平。如果不请中国来参加，这个不能算是世界乒乓球锦标赛。”

当时的中国乒乓球队已经阔别世界乒坛多年。29届30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国队都没有参加。文化大革命期间，那些拿过世界冠军的尖子运动员大多受到批判，说这是修正主义培养的一批人物。因此，他们一定要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或者到农村去。1970年，尼泊尔国王要举行一个典礼，就想到邀请中国乒乓球队参加。尼泊尔国王是一个乒乓迷，但尼泊尔的乒乓球水平比较低。于是，中国少数几个运动员到尼泊尔去表演了一次。

后藤钾二觉得他去请有困难，他也有苦衷。因为他又是亚洲乒乓球联合会的会长。由于中国队近几年没有参加亚洲乒乓球活动，退出来了，台湾挤进了亚洲乒乓球协会。前几年，后藤钾二曾经请台湾乒乓球队到日本去比赛过。后藤钾二说好像北京的报纸舆论骂他是反动派，为什么把台湾的球队请去了？

中岛健藏对后藤钾二说：“你应该争取，我这个组织一定帮助你实现这个邀请。但是你在政治上，对台湾问题上，你一定要态度明确。你的行动言论必须符合中国提出的对日政治三原则。这是周总理提出来的，日本很多政党，友好的政党，都认为这是合情合理的。” 对日政治三原则，第一条就是不要执行敌视中国的政策。第二条，不要参与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后藤以前这个行动，实际上就有“两个中国”的味道。虽然后藤没有意识到他要搞“两个中国” 才请台湾乒乓球队去，但与这条有背了。第三条，不要阻挠中日邦交正常化进程。

中岛健藏先打来了一个电报，告诉说他们已经做好后藤钾二的工作了。这三点，后藤钾二已经承诺了。体委接到一个报告，到外交部商量，外交部就向总理报告了。

周总理说欢迎后藤钾二来，而且还特别嘱咐他来北京过春节。

接发球者的精彩举动

1971年2月4日，后藤钾二一行来到北京。后藤钾二在和中方代表具体磋商中国乒乓球队参赛的会谈纪要时，遇到了波折。那是一个“左”的年代，越左越好，宁左毋右。中方代表就在纪要上加了一条，“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是刺他以前的那个行动。后藤钾二表示非常为难，觉得我是一个乒乓球协会，中国总理提的对日三原则，就是不执行敌视政策，不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不妨碍中日邦交正常化，我都已经做到了。再加这个，好像不是乒乓球协会对乒乓球协会之间协议上应该有的。

后藤钾二没办法，但他又说不过中国谈判成员，他就不出门了。我记得他住新侨饭店三楼的一个甲等房间，一个倔强老头谁也不见，也不吃饭，闷头睡觉。只有我进去，别人都不敢进去，他带来的秘书也不敢进去。我只有让服务员一天几次送他喜欢吃的菜、水果。

这个事情周总理来查了，“后藤先生是我请来的，让他来过春节的，你们谈得怎么样了”。周总理听后很不高兴，说怎么能这样呢？人家接受我提出来的政治三原则，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

而且，后藤钾二还主动在纪要上增加了一条，姿态很高。“我在北京签了一个协议，中国代表团要去参加世乒赛。我马上到新加坡去开会，参加这个亚乒联会议，已经定了日期。我到那里去，要做什么呢？我就要把台湾从亚乒联开除出去。”

然后，周总理批评参加磋商纪要的部下：“你们为什么这么左，为什么比我还左呢，这个左字加引号的，你这样不是为难人家嘛。”

周总理通知说马上要见后藤钾二，对后藤钾二说：“你承认政治三原则很好，特别是你愿意到新加坡去主持亚乒联的会议，把台湾开除出去，这个行动非常好。”周总理还问后藤钾二，要是开除不出去怎么办呢？

后藤钾二说：“开除不出去，我在会上就提出亚洲乒联的会长当场辞职，我不干了。”

果然，中日双方签定了中国代表团参加世乒赛的协议。

1971年2月6日，后藤钾二就飞香港，那时候中日之间没有航线的，他日本都没有回。7日，他从香港飞到新加坡。亚洲乒乓球联合会当天在新加坡举行临时会议，讨论中国乒乓球队参加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事项。

事先，周总理还把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刘春同志叫去计算力量，到底有几个国家是亚乒联的成员？如果决战的话，到底票数是多少？因为事先没来得及做准备工作。当时亚洲情况不像今天的亚洲，韩国同我们没有任何来往。还有个南越阮文绍政权，越南没有统一，越南是1975年统一的。新加坡也没有和我们建交。整个亚洲政治力量对比，我们还不是占绝对的优势。

我们的外交活动还没充分展开的时候，后藤钾二就提出邀请中国队的提案。表决结果，一票赞成（日本），十票反对，一票弃权（新加坡），后藤钾二的提案遭到否决。

后藤钾二拂袖而起，气愤地说：“反正我也不想干这个亚乒联的会长，我辞掉这个会长，不干了。”

那时，亚洲乒乓球水平最好的就是中国和日本，还有朝鲜。后藤钾二就和我们商量，我们三家再另起炉灶，再搞一个亚乒联，就是把那个老的搞掉。于是，中国、日本、朝鲜发起成立了新的组织——亚洲乒乓球联盟。当时就有16个国家和地区的乒乓球协会组织呼应参加。后来，老的亚洲乒乓球联合会也垮台了。

比赛考虑政治因素

中国乒乓球队要不要去日本参加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毛泽东主席批示：“我队应去，并准备死几个人，不死更好。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1971年3月，在世界乒乓球联合会主席伊文斯的支持下，中国乒乓球队冲破重重阻力，出发去日本名古屋参加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

中国乒乓球代表队历次出国，没有这么浩浩荡荡的队伍的，你知道这个代表团多少人到日本去？60个人。运动员、教练员20人左右，代表团其他人员却有40人之多。团长4个，领导力量也很强。翻译全是外交部的翻译，外交部当时最好的翻译全去了。王效贤，我，唐家璇，江培柱，英文翻译也是从外交部调的。

特别是周总理在去之前开了好多次会。他主要从政治上提醒。当时又发现几个问题，就是遇到朗诺集团的运动员怎么办？那时，西哈努克亲王在北京，朗诺是叛变西哈努克在柬埔寨夺权的。西哈努克亲王也和总理讲，你们这次去怎么样？总理尊重西哈努克亲王，全面支持西哈努克亲王。后来研究的结果，谁碰上朗诺的运动员，弃权不打。团体赛一般碰不上，因为弱队很容易被淘汰。但是这个单打很容易被碰上，结果第一轮庄则栋就碰上了。在北京已经决定了不打。庄则栋在名古屋开记者招待会放弃比赛，弃权，从成绩上来讲等于庄则栋败下来了，朗诺集团的队员就胜利了。不过，朗诺集团的队员到下一轮他就淘汰了。

后来又杀出来一个让球的问题，就是见到朝鲜运动员怎么办。因为朝鲜的乒乓球运动水平是比较高的，但是当时比中国比日本要差一点，碰上朝鲜运动员我们让不让路。中国队有个传统，上场运动员要跟他交代，这场你要胜的，或者这场运动员你要故意打败的。

当时，周总理提出来一个口号，叫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也有一种说法是技术第二，友谊第一。后来至少对外发表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这个是著名的一个口号。我认为总理这个口号没有错，因为运动员的根本目的是在于促进这个运动的发展，使世界各国之间增进来往增进了解，应该友谊放在第一位，当然同时要争取比赛胜利，这个不矛盾的。

朝鲜也没有去几个运动员，预赛时就淘汰了几个，最后剩了一个男单的朴信一，碰到了中国队的郗恩庭，大概进八强了，那么当时就决定让了。郗恩庭当时是中国的一个新手，后几届拿过男子单打世界冠军的。

运动队里对这个让球的问题一直有不同的看法。

郗恩庭，还有郗恩庭旁边的几个哥们，认为即使郗恩庭让了，16进8，8进4，4进2，2进1，乒乓球的淘汰赛，朴信一也无法再上去了，后面的选手越来越强，越来越厉害。郗恩庭大概求胜心切，就没有让，就把朴信一3比1打败了。朝鲜队也没觉得有什么问题，因为我们并没有对朝鲜承诺我们一定要让给你，人家民族也有个自尊心的问题，我让你，不好这样讲的，让还得让得巧妙。

郗恩庭赢了朝鲜朴信一以后，也没打到冠军，4进2时被淘汰了，被瑞典的一个18岁的本格森打败了。这个时候也没有什么，至少在名古屋的时候没有作为什么问题。但是，我们从香港回到广州以后，在广州军区的招待所做了几天总结。有人就提出来了，郗恩庭不让球，是不是违背周总理的指示，因为周总理的指示就是必要的时候要让。而且乒乓球的领导，代表团的领导已经叫郗恩庭让了，为什么不让。

回到北京向周总理汇报，周总理觉得这个不对，应该让。后来，让外交部的韩念龙副部长，带着郗恩庭去朝鲜承认错误。金日成首相很客气地说：“为这个事情还要来一次，好，这个事情不要再提了。”而且，金日成首相还热情地招待了他们一番。大家虚惊了一场。

决赛排兵布阵

乒乓比赛最重要的是男子团体和女子团体，这个是象征国家水平的。我们分析女队有七成的把握。我们分析男队有五成把握。

女团决赛对日本队，日本队是小和田敏子和大关行江，我们用的是两员削球手，林慧卿和郑敏之。我对林慧卿和郑敏之说，领导上分析你们七成把握。她俩笑嘻嘻的，很有信心，她俩说估计是八成把握，有实力的信心。可是，她们两个上去了，败下阵来。她们像不会打球似的，我估计是压力太重。

周总理曾经问过郑敏之：“你现在练得怎么样？”郑敏之确实基本功很好，人家攻嘛，一个攻一个守，削球是守嘛，郑敏之曾经给总理说过：“我估计两百下能顶下，就是可以削两百下”。周总理说：“那很了不起了”。郑敏之很有信心的，但是遇到那种特殊的场面，一定要拿着冠军回去，总理在期望，全国在注目，压力太大，败下阵来。她们两人傻了。她们两人傻了还是小事，中国队傻了，这个女子有七成把握八成把握，输了，那下午男子团体正好也是碰上中日决赛。

中国队和日本队在乒乓球男子团体决赛中狭路相逢，只有五成把握的中国男队将会怎样排兵布阵呢？

男子团体按规则可以报五个人，上场三个人。五个人是谁呢，代表团讨论，征求运动员的意见，征求教练员的意见。庄则栋第一个定，没有疑义，说是他上场，我们比较有信心，因为他是三届世界冠军了，人家怕他的。

第二个定谁，琢磨来琢磨去是李景光，一个河北的运动员。分析球路，日本怕他的球路。

那么还有一个出谁呢？剩下的三个是李富荣？郗恩庭？梁戈亮？

领队问李富荣：“明天下午的决赛你打不打？”李富荣的表态是很有规有矩的：“我已经29岁了，我也估计这是最后一次了。如果让我打，我必定全力以赴为国争光。如果不让我打，我也没有什么不同意见。” 李富荣很谦虚，很周到，表态四平八稳。

郗恩庭很想打，庄则栋不同意。庄则栋说郗恩庭是新手，第一次打这样重要的比赛，不放心。说郗恩庭有个动作，庄则栋特别不满意，就是每输了一个球以后，输一分球，郗恩庭在拣球或者重新发球的时候，他都是看球拍，给观众的印象就是这个球拍有问题，他才输这个球的。庄则栋说真正好的运动员不应该有这个动作。

究竟出谁？领队找梁戈亮谈话：“你上不上，你对明天上有什么意见？”

梁戈亮初生牛犊不怕虎，单纯地说：“当然我上，有三条理由：第一，我19岁多一点点，还不满20岁。我熟悉日本队，因为看录像我都研究过他们，他们对我一无所知。秘密武器。起奇兵的作用。第二，上李富荣也好，上别人也好，日本队都把他们研究透了，对李富荣的研究那是更彻底，因为李富荣拿过三届亚军，李富荣吃亏的。比较来比较去，我最合适。”梁戈亮甚至说上他比庄则栋还合适。

第三条理由最有意思，梁戈亮说：“我是广西农村长大的，母亲是一个寡妇，把我苦苦地带大，国家让我有这么一个机会进中国乒乓球队苦练。此时不为祖国服务，不为祖国争光，更等何时，你们怎么不体谅我这个心情呢。”

梁戈亮这样一番豪言壮语，代表团就一致决定上梁戈亮。

啼笑皆非的小插曲

我是团长翻译，本应该坐在主席台上。但是因为团长会议决定可能现场有交流，我这个翻译还能起点作用。因此男团决赛，派我坐在教练席上面。

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男团决赛。中国队第一个上场的选手梁戈亮，刚准备比赛时他就遇到意外。当场的日本裁判就把徐寅生教练、梁戈亮找来，我是翻译也得去。日本裁判说梁戈亮这个动作很不规范，你必须改正，否则你不好参赛。

原来，梁戈亮是横拍，有一个发球跺脚的动作。在乒乓规则上面，你这个跺脚干扰对方，干扰对方的注意力，使得人家分散注意力，对方接球的时候，听到你“嘣”这一家伙，擦地板的声音，这样就干扰对方了。这是违反规则的，因此你必须改。比赛的一方不能用狂叫，不能用出声，不能用嬉笑来干扰对方。

在现场，让梁戈亮改掉这个练球的习惯是很难的。我当梁戈亮的翻译。梁戈亮说：“我从10岁就开始练球了，我就是这个习惯，你让我今天改，我第一次参加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你让我改，基本上等于不让我打，你就要我命了。”

徐寅生教练更激动，平时他很稳重，那个时候很生气：“你这是有意识干扰我们嘛，你这样下去，我们就退出这个比赛。”

我就拉拉徐寅生的衣服，我说我不能替你翻译了，退出比赛这句话不能讲的，全世界都在注视这场比赛。我就跟他开玩笑说，赵正洪团长都不能随便讲这句话的。

徐寅生接受我的意见，他说：“那就不要翻了。”

僵持了十几分钟。正好，我看到日本乒乓界的一个朋友来了，前世界冠军荻村伊智郎担任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副总裁判长。

我说：“荻村你过来，就这个情况怎么办，你给这个裁判说一下。”

荻村真帮忙。他就跟那个日本裁判讲：“这孩子练球，我看他这么练的，从来都是这么练的。比赛开始吧。”

有副总裁判长荻村这么通融的一句话，停滞多时的比赛终于开始。

梁戈亮打第一场，这个小伙子实在太想为国争光了。他没说真话，他拉稀，就是拉肚子，一天要拉好几次肚子。这个乒乓球比赛规定你上了场，你不能说你上厕所去了，它是绝对不允许的。打了一场，梁戈亮要求上厕所，这个事情何其难啊？日本裁判已经对我们有意见了，你说我要上厕所，他当然可以派一个人跟着去，实际上也不会有什么小动作的，这个又不是什么秘密的事情，这个本事就是当场拿出来的。

我又找了荻村，又可以了。

另一位中国选手李景光上场了。但是我看他每发一个球，每攻一个球，或者每得一分，他嘴里就有一个嘟噜。这是什么毛病？我好奇地问：“景光啊，你每次怎么打完了以后，你啰哩罗嗦什么，听又听不清楚，你在说什么啊，每打一个球为什么要这样呢？”

李景光轻声说：“老周啊，我告诉你，你千千万万保密，因为这个违反周总理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教导，我实在控制不住，我是比赛第一友谊第二。我每胜一个球，每发一个球都是说，打败日本队。就这样鼓励自己。你替我保密。”

我说我替你保密，我说周总理真的知道你这种精神也不会批评你的，这说明你太集中了。你用行动打败日本队就可以了，为什么要置人于死地得那种咬牙切齿？李景光说：“这个来劲。”

比赛结果，我记得是5比2赢。梁戈亮打了两场，一胜一负；庄则栋一胜一负；李景光三胜，李景光是头功。

撒播友谊的种子

场上是对手，场下是朋友。中日之间的乒乓球交流起着友谊的纽带作用。1964年，周总理曾经邀请日本乒乓球运动队的松崎君代、荻村伊智郎、长谷川到中南海住所作客。我也在现场翻译。当年，松崎君代是国际乒坛声誉最高的女球星。她那精湛的球艺、良好的作风，给中国观众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周总理曾多次赞扬她胜不骄、败不馁，输了球也笑眯眯的，颇有“大将风度”。

周总理请大家入席。餐桌就在会客室东南角上，桌上摆满丰盛的菜肴。邓颖超笑着说：“松崎小姐是恩来的客人，其他几位也都是老朋友，今天理应由我下厨房，但不巧，这几天身体不大舒服，只好麻烦厨师做了这顿便饭。为了表示一点心意，唯有恩来平时最喜欢吃的这碗家乡菜‘狮子头’，是我亲手做的，不知合不合各位口味？请各位尝尝。”说完，就往松崎菜碟里夹了一个又大又圆的“狮子头”。

午餐结束后，周总理请大家边喝茶，边交谈。闲谈中，邓颖超关切地问松崎，听说你已经有男朋友了，能不能告诉我们他叫什么名字，做什么工作的？松崎有点不知所措，清秀的两颊刷地变红了。正当她腼腆地要作答时，邓颖超笑着抢先说：“大姑娘怕难为情，不愿意当众公开自己的秘密，是很自然的。我收回刚才的问题，你也不必勉强‘坦白’了。不过，将来如有机会，欢迎你未来的丈夫也来中国看看。”说着就取出两条大红绣花被面送给松崎，并告诉她：“这是我送给你未来的结婚礼物。在我们中国，大红象征喜事临门和吉祥如意。预祝你将来建立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邓颖超话音未落，周总理又从身后柜子里取出两瓶茅台酒，送到松崎手里。总理说：“听说你是四国岛上贫苦人家出身，你父亲在当地制酒行业干了几十年。你回去后，一定要替我向他问好，并请他尝尝我们中国的第一名酒……”

善于在比赛场合控制感情的日本姑娘松崎，这时竟泣不成声了。松崎说：“您是中国的总理，这样真心实意地对待我，不但无微不至地关怀我本人，还想到了我年迈的父亲……您的每句话，每个举动，都深深地印刻在我的心坎上了。我一辈子忘不了中国人民的好总理，忘不了中国给我的荣誉和恩情……”

所有在场的人，都被松崎这几句出自肺腑的真挚话语打动了。为了改变会客室里的气氛，“智多星”荻村机智地转换了话题：“总理你还记得不记得，1961年北京26届世乒赛完了以后，你曾经送给我一瓶茅台酒，你还记得吗？”

周总理说你说下去。荻村说：“那瓶酒啊，我带回到日本以后，就放在书斋里面，放在书架上面。最好的亲朋好友来，每人尝一点点，告诉他们这是中国总理送的酒，一般的人根本就是沾都不能沾边。因为只有一瓶酒。后来，我的两个好朋友一不小心把这瓶酒打了，打碎了，酒就飞掉了。凑巧，剩下的茅台酒沾在我的球拍上面，酒虽然是没有了，但是味道还留在上面，以后，我拿着这块球拍去参加比赛，常常不利的时候、局面危险的时候，我就闻闻这个乒乓球拍上残留的茅台酒味，就意味着中国周恩来总理还在说，荻村顶住，荻村加油，常常反败为胜。”

周总理就调过头来问我了，说几年前我给他送酒了吗？我摇摇头，因为也是我当的翻译。我说没有。总理也不揭穿他这一点，说：“荻村先生，你太心急了一点，我一定会送你茅台酒的，现在我再送你茅台酒。” 周总理说荻村先生你不但球打得好，你故事也讲得好，你足够是一个外交家。

周总理真有先见之明，这个人就是名古屋帮我们大忙的荻村。后来，荻村当了国际乒乓球联合会的主席。

奇迹是这样产生的

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进程过半，这时又出现了一个意外，美国选手柯恩错上了中国队的专车。他们美国人比较自由一点，不像我们纪律那么紧。大家都很警惕，这个美国是不能碰的。柯恩坐前面，庄则栋在后面就过去了。“你们政府同我们没有来往，但是美国人民是我们的朋友。”庄则栋就讲了一些很得体的话，而且还主动送了柯恩一个小纪念品杭州小织锦。电视台发现后就猛拍摄，觉得这里面有学问，中国有什么新的动向，中美关系历来都是全世界注目的中心。

对庄则栋这个行为，当时代表团里面有人不赞成，害怕庄则栋犯错误，就想拉他，拉得距离远一点。庄则栋就没有理他，也没有看谁拉自己，庄则栋就把人家拉他的手打掉。下车以后，柯恩和庄则栋还在那里热烈的交谈，通过一个英文翻译交谈。

柯恩回去向他领导报告了。我记得这人是副团长哈里森，他就得到了一个信息，中国人是可以接触的，就主动上门来了，讲了这么一个理由，说我们美国南面的朋友哥伦比亚，北面的朋友加拿大，你们都请了，你们为什么不请我们呢，我们也想到你们中国去访问了。

美国乒乓球队代表团要访问中国，这可不是小事。当时在日本没有使馆，又没有密电，只能是打公开电话了。我就负责打电话告诉外交部，那个期间外交部日夜有人值班，专门有个电话等着名古屋有什么事情。值班的人叫颜万荣，最后他做到中国驻日本长崎总领事，他就日夜等电话。体委系统也有体委系统的电话，两个系统都知道美国要表态，还得向总理报一报，因为总理也非常关心名古屋每天的事情，报一报有这么件事情，有这个动向报一下，就是美国人有这个访问愿望。但是报告认为目前时机尚不成熟,总理就在体委不打算邀请的情况汇报圈阅后送毛泽东审批。毛泽东把文件压了3天，反复考虑后还是在报告上画了圈，同意上报的意见。但是，毛主席觉得这个意思表达得不清楚，就把文件退回外交部了，退回体委。

那个时候，毛主席老人家可能专门在考虑全球的战略问题，如何打破这么一个中国对美国对日本的关系，一个重大的决策在酝酿当中。实际上这个酝酿，1970年在天安门城楼上见斯诺时候就有这个意思。毛主席跟斯诺讲了，我喜欢右派。当时尼克松执政，尼克松可以来，谈不成就作为旅游者，谈得成更好，我愿意见他。这是很重大的一个表态，不要僵着。

突然之间，毛主席问起护士吴旭君，说是这个文件呢？吴旭君说这个文件已经送回外交部了，因为时间很紧，送回外交部，送回体委了。毛主席说画圈不够啊，说我欢迎美国队访问中国，马上告诉日本。

毛主席指示传达给我们，那时候就是男团决赛的前后。代表团的秘书长宋中，拉了个外交部新闻司的英文翻译，又拉了一个我，到处找那个以为开玩笑的副团长哈里森。我记得找了三四个钟头，名古屋各个旅馆找，终于找到了，在一个旅馆的咖啡厅里面找到了。宋中说是找哈里森正式谈，你访问中国的愿望，中国政府表示欢迎你们去访问。哈里森不相信：“你再说一遍”。宋中又说了一遍，欢迎访问。哈里森高兴得跳起来，把咖啡当香槟酒就这么往后一洒。

日本的记者也不知道这个消息是真还是假？就去向后藤钾二打听。因为，后藤钾二是这届世乒赛的东道主，又是中国队的邀请者。其实，后藤钾二还不知道：“不可能，中国人请美国人去，美国人做梦。”

我们想这样下去不行。领导派我去向后藤钾二先生承认错误。我去了，低着脑袋说：“实在来不及通知您，北京已经来指示了”。

后藤钾二火了：“我是个主人，你知道吗？是我邀请你们来的，你们这么重大的行动都不告诉我，害我出洋相。我刚才还否认了，我说中国人请美国人，美国人在做梦。”这次他得理了，不像在北京新侨饭店觉得他不在理，我们老整着他，欺负他。

“疏忽，疏忽，承认错误，而且这个错误还不是我们领导上的。”我替领导承担了这个责任：“领导把这个事情告诉我，要我跟你打招呼了，我忙别的事情没有来得及告诉您，因为我懂日文，应该我告诉你。但是我没有想到美国人会宣布得这么快，所以弄得你没有准备，给你造成了被动，影响了你的威望。看在我以往替你服务还不错，我请你原谅。”

后藤钾二接受了。然后，就是考虑媒体怎么发表。日本报纸很多，通讯社很多，两大通讯社，共同通讯社，时事通讯社，还有五大报纸，一个个开记者招待会来不及。我们告知了共同社的一个记者中岛，整个日本的报纸都用他发的消息。

1971年4月10日，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毛泽东和尼克松都找到了一种巧妙的方式，利用非官方的体育比赛，为两国一系列交流搭置舞台。在北京，周恩来总理接见了美国乒乓球队。小球推动大球、推动地球的乒乓外交从此闻名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