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湘缘

毛泽东的110个视频故事16毛泽东指挥八路军抗战

这是一部迄今为止运用毛泽东手迹最多的文献电视片

这是一部迄今为止运用毛泽东原始讲话录音最多、最集中的文献电视片

这是一部充分展现毛泽东书法艺术的荧屏展示会

这是一部具权威、研究、欣赏和收藏价值于一体的文献电视片

中央档案馆国家档案局与广西尤特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拍摄制作110集大型历史文献电视纪录片《百幅手迹怀伟人——毛泽东的110个故事》是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的一项重大活动。

毛泽东一生中留下的珍贵手迹，现在绝大多数集中收藏在中央档案馆，共有书信、文稿、电报稿、批示、题词、自作诗词手迹、手抄诗词手迹、谈话提要、读书批注等2万多件。其中，最早的有中学作文，最晚的有临终绝笔。这些手迹，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欣赏价值和教育价值。它们不但反映了毛泽东一生的重要活动经历和真实思想感情，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重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过程，而且也反映了毛泽东所经历的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全过程，反映了毛泽东与当代许多重要人物的交往。此外，毛泽东手迹还因其独特的原始风貌和独特的书法艺术而具有永恒的吸引力。

不了解毛泽东，就无法了解20世纪的中国。110个故事，个个生动感人而又神奇。以时间为序，通过典型、真实、生动、形象和鲜为人知的故事，浮雕般地凸现出毛泽东一生坎坷或神奇而又或平凡的足迹，再现毛泽东的政治智慧、军事天赋、深邃思想、领袖魅力及情感世界的精彩片段，连缀成册，以纪念这位旷世伟人。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从此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集体领导下，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在各个关键时刻，适时地提出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政策，稳稳地把握航行的方向，使革命从胜利不断走向胜利。尤其是关系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抗日战争时期，更是毛泽东施展雄才大略的高峰期之一。在错综复杂、波澜壮阔的抗日战争中，毛泽东深谋远虑、高瞻远瞩，提出的各项重大决策，对赢得抗战胜利，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奠基西北意义深远

1935年6月，被迫进行长征的红军，在经过八个月的连续行军和战斗，经受了常人难以忍受的艰难困苦以后，一、四方面军在两河口会师，这是红军长征史上的一件大事。但是，会师以后红军向什么方向进军却发生了严重分歧。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和张闻天等主张北上，建立川、陕、甘苏维埃政权，作为前进的基地；而张国焘、陈昌浩等则主张南下，攻打成都。经过三天的讨论，才最后通过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这看起来仅仅是个进军方向问题，实际上却是一个战略问题。奠基何方，不仅影响着中央红军的生存问题，而且影响着整个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命运。

南下，国民党军力雄厚，统治也较严密，红军很难生存。而北上则有许多有利条件。第一，北上抗日，在政治上有号召力。国难当头，国民党丧权辱国，丢失土地，人民渴望抗日，红军打出“北上抗日”的旗帜，容易受到各方面的保护。第二，在地理上，川、陕、甘边区，是国民党统治相对薄弱的地方，又有刘志丹、谢子长在30年代初建立的根据地，有经营基础。第三，包围边区的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十七路军，都不是国民党的嫡系部队，可以分化。第四，日寇当时已经深入华北五省（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红军奠基陕、甘，面临抗日前线，可以直接抗日。第五，日寇由于兵力不足，虽然占领了一些城市，但广大农村无法完全控制，而国民党则失去控制，便于红军深入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发展红军，消灭日寇。第六，背靠苏联，有利于得到国际援助。

基于以上各点，奠基西北有远大的发展前途。所以聂荣臻回忆当时的情况说：“我们要北上，张国焘要南下，张国焘说我们是机会主义，究竟哪个是机会主义？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我们就是要北上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由于张国焘的分裂活动，怂恿左路军脱离中央指挥，受到很大损失（八万人损失了一半）。右路军在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率领下，又经过四个月的行军、作战，过草地，爬雪山，于1935年10月到达陕、甘边，结束了长达367天的长征。西安事变以后，东北军撤出延安。中共中央进驻了延安，在这里指挥红军（淞沪抗战以后改为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开展了广泛的游击战。到1938年底，仅一年多的时间，八路军、新四军同日寇作战1600多次，歼敌54000多人，八路军发展到156000多人，新四军发展到25000多人，一大批抗日根据地建立了起来。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影响。延安成了中国人民的希望，前进的灯塔，国内外各种政治势力都关注的政治中心，显示了毛泽东和党中央决策的正确性。

把游击战提高到战略地位

抗日战争初期，党内外都有许多人轻视游击战这种作战形式和它的重大战略作用，而把希望寄托于正规战，特别是国民党军队的作战。在我们党内，还有人仍然没有摆脱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正规战和运动战的影响，想集中兵力打运动战。毛泽东驳斥了这种观点，很快写出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这个不朽的著作，全面论述了抗日游击战争的发生、发展，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建立根据地，战争中的防御和进攻，以及与正规战的配合，等等。

毛泽东指出，中国为什么发生游击战的战略问题？因为：中国是一个大而弱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敌人占地甚广，而抗日军民又不能很快歼灭敌人，于是战争的长期性就发生了；又由于，抗日游击战争主要的不是在内线配合正规军作战，而是在外线，在敌后，单独作战；而且是在共产党的领导和广大抗日人民群众的支持配合下开展的游击战争，其规模非常广大；又由于，游击战争要有根据地为依托，要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并要向运动战发展，等等，因此“中国抗日的游击战争，就从战术范围跑了出来向战略敲门”，我们就得“把游击战争的问题放在战略的观点上加以考察”。毛泽东深刻地指出：“这样又广大又持久的游击战争，在整个人类的战争史中，都是颇为新鲜的事情。这件事是同时代进步到二十世纪的三四十年代一事分不开的，是同共产党和红军的存在分不开的，这乃是问题的焦点所在。”（见《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后来，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用简要的话加以概括：“游击战争是什么呢？它就是在落后的国家中，在半殖民地的大国中，在长时期内，人民武装队伍为了战胜武装的敌人、创造自己的阵地所必须依靠的因而也是最好的斗争形式。”

确定了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在具体实施中如何操作，并不是轻而易举的。毛泽东非常强调党的领导和独立自主。蒋介石在被迫抗日以后，仍不忘消灭八路军、新四军。他在庐山上讲话透露：要在抗日战争中消灭共产党军队五分之二。因此，一开始，他就想把八路军开到日寇嘴巴底下，让日本人吃掉。他要八路军的一一五师开往同蒲线，一二０师开往平汉线。毛泽东识破蒋介石的阴谋，明确提出：我们进行的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所谓“独立自主”就是不能受国民党蒋介石的摆布，而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按照共产党的战略部署深入敌后进行作战；所谓“山地游击战”，就是依靠华北群山（新四军则大多是依靠湖河港汊），没有固定的作战线，干扰日军，攻击日军，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在战役上配合正面战场的作战。这种作战方式，是分析了敌我力量的对比而得出来的。八路军、新四军，不管是数量还是装备，都无法独立担负正面作战。这一方针的确定，粉碎了蒋介石借抗日之机消灭我军的阴谋。

随着抗日战争的发展，1938年，毛泽东预见到日寇可能大举进攻潼关、西安、武胜关、武汉和陕北，为了保卫武汉和陕北，在前线的八路军主力可能要有所调动，适时地提出要“猛烈扩大八路军”、扩大抗日根据地的决策。指示各地以八路军的名义组织游击兵团：在晋西北，除宋时轮支队外，再组织四个支队；晋西南组织三个支队；晋东南组织七个支队；在平汉路以东组织若干支队，每个支队一千人左右，以八路军有战斗经验的主力一二个连为基础，由地方游击队新兵组成。而且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指示八路军由山地向平原发展，先在河北和山东试点，然后全面展开，不失时机地扩大八路军、新四军和根据地。

由于毛泽东的正确决策，八路军、新四军迅速发展，到1945年春，八路军、新四军已经发展到91万人（日寇投降时已发展到100多万人），地方民兵已经发展到220多万人，抗日根据地发展到19个，人口接近一亿，为后来战胜蒋介石全面发动的内战准备了物质条件和军事力量。

组织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全面抗日

日本从甲午战争开始侵华不断。“九·一八”事变后，由于蒋介石政府腐败无能，且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卖国政策，日本更是有恃无恐，步步深入，扩大侵略。国人不满情绪和抗日救亡浪潮日益高涨。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讨论政治问题时，毛泽东作了主题发言。当时对联合民族资产阶级参加抗日的问题，讨论中产生了分歧。有人认为“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不同意联合民族资产阶级。毛泽东认为：在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入侵华北，中华民族面临危亡关头，不仅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要求抗日，民族资产阶级也有参加抗日的可能。他指出：半殖民地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我们应当联合他们抗日；甚至大资产阶级也有分化的可能。就在这次会议上，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确定了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动、团聚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参阅《毛泽东传》377-378页）

1936年12月12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这是民族危机日益激化的结果，也是中国共产党倡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结果，特别是加强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工作的结果。事变发生前，我们党并不了解情况。事变发生后，在中共中央、毛泽东、周恩来等的周旋调停下，得以和平解决。12月25日，周恩来与宋子文、宋美龄进行谈判，达成中央军撤离西北、释放爱国领袖、停止剿共、发动抗战、共产党公开等条件后，释放蒋介石。“西安事变”逼迫蒋介石停止内战，应允合作抗日；共产党也表示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战。应该说这是统一战线的一个胜利。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当时许多人对这一事件的性质看不清楚，蒋介石则想把它限制在“地方事件”加以对待，仍幻想与日媾和。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第二天就作出了判断：中华民族已处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只有全民族团结抗战，才是中国生存和发展的唯一出路，立刻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并指示全党，现在工作的总方针总任务是：“一面促成蒋氏建立全国抗战之最后决心；一面自己真正地准备一切抗日救亡步骤；并同南京一道去做。”蒋介石在各方面推动下，不得不在7月17日在庐山发表谈话，宣布：“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蒋介石这个讲话一发表，毛泽东很快在7月23日发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的文章表示欢迎，并明确提出反对“片面抗战”，而要“全面抗战”，即：全国军队的总动员，全国人民的总动员，改革政治机构，进行抗日的外交，宣布改良人民生活的纲领，进行国防教育，实行抗日的财政经济政策，全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这八条，后来在《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一文中，发展成为“十大救国纲领”，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影响，推进了抗日统一战线。

就在这时（1937年11月底），王明从苏联乘飞机回到延安，毛泽东非常高兴，说“喜从天降”，亲自到机场欢迎。谁知，王明毫无自知之明，下车伊始，就以“钦差大臣”自居，目空一切，指手画脚，批评这也不好那也不对，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毛泽东“破坏统一战线”。他反对无产阶级领导统一战线。大肆宣扬抗战主要是靠国民党领导，共产党不要同国民党争领导权。说“空喊领导，只会吓跑同盟军”。他的口号是“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

因为王明是打着“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的旗帜，有很大的欺骗性，许多人都对统一战线工作做了自我批评，毛泽东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仍然坚持统一战线工作主要方面是正确的。他强调：“如果没有共产党的独立性，便会使共产党低到国民党方面去。”“八路军与游击队应当使成为全国军队的一部分，但是要政治上的区别，要在政治工作上、官兵团结上、纪律上、战场上起模范作用。”而且明确提出：“抗日战争总的战略方针是持久战。”“在持久战中……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在有利条件下打运动战，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军一部。”（参阅《毛泽东传》505-509页）彭德怀曾回忆说：“在当时，我没有真正认识到毛泽东同志路线的正确性……在会上并没有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假如真的按照王明路线办事，那就保证不了共产党对八路军、新四军的绝对领导，一切事情都得听从国民党反动集团所谓合法政府的命令；就不可能有敌后抗日根据地和民主政权的存在。”（《彭德怀自述》第225页）当然也就不可能有后来的一切胜利。

蒋介石尽管被迫抗日，但始终把共产党当成心腹大患，时刻不忘消灭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不断地制造摩擦，其中包括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毛泽东说：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要求“以革命的两手反对反革命的两手”，适时地提出反摩擦的三原则，即：第一，自卫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第二，胜利原则。不斗则已，斗则必胜，决不可举行无计划无准备无把握的斗争。第三，休战原则。在一个时期内，把顽固派的进攻打退之后，在他们没有举行新的进攻之前，我们应该适可而止，使斗争告一段落，决不可无止境地斗下去。毛泽东将这三个原则归纳起来，就叫做“有理、有利、有节”。（《毛泽东传》第555页）

由于执行了毛泽东这一系列的正确政策，在抗战时期，不仅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多次进攻，而且赢得了广大人民和中间势力的拥护，使蒋介石不敢轻易下定对日妥协投降的决心，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到了巩固，发展了抗日局面。在八年抗战中，八路军、新四军在广大人民的支持配合下，共对敌作战125000多次，消灭日、伪军1714000余人，其中日军527000多人，缴获各种枪支694000多支，各种炮1800余门。（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由于敌后军民大量消灭敌军，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的作战，逐渐改变了敌强我弱的形势，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