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湘缘

▲杨敬年生前接受新华每日电讯记者采访。

2016年9月4日11时50分，出生于湖南汨罗的著名经济学家、翻译家杨敬年于天津病逝，享年108岁。

这个出生于光绪三十四年的世纪老人，是我国财政学和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人之一。1948年拿到牛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回国，次年在南开大学主持创办财政系，1982年又在全国率先给研究生开设发展经济学专业课程。

他曾被划为右派，被迫离岗22年，又接连遭遇妻子瘫痪、儿子早逝的变故;“文革”结束后，他以71岁高龄重返讲坛，90岁完成综合性论著《人性谈》后，又重译了《国富论》，百岁时出版27万字的自传《期颐述怀》。

“不管将来或过去之有无意外，或意外之幸或不幸，而只用力做其所应做之事，此之谓以义制命”。他多次提到，冯友兰的这句话，影响和总结了自己的一生。

克服逆境

做力所能及的事

一进杨敬年的家门，最先映入眼帘的，是靠墙的深色木质大书柜。

书柜由六个双开门组成，高两米，宽约四米，里面摆满了各个年份出版的书籍：和主人的年龄一样，印证着历史的轨迹。

“爷爷住在南开的高知楼时，屋里屋外到处是书，摆不下的便摞在床头，所以专门为他定制了新书柜。”杨敬年的孙子杨华说，为迎接祖父百岁生日，专门买下这个离校很近的住处，一家人从校园里搬了出来。

事实上，这次搬家前，杨敬年已在南开住了半个世纪。在这里，他经历了人生低谷。

1957年，这个曾经的南开大学财政系主任，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在被迫离开岗位的22年里，他被分配到经济系资料室，不仅要参加政治学习，写思想汇报，还要完成不定期的义务劳动和清洁工作。

“文革”后期，他又遭遇了家庭变故。1974年，妻子因脑溢血瘫痪在床，儿子杨修慧陪护在身边照顾，却在两年后因尿毒症意外早逝。

悲痛之余，女儿的学费，儿媳和侄女的接济，以及家庭的支出，都压在他一个人身上。

贫寒交迫、命运折磨，杨敬年“以义制命”，消化着苦难。他坚持完成了学院交给自己的任务，翻译了7部经济学著作，并配合承担联合国文件翻译和审核工作，共计500万字左右。

“命运总有不公的时候，而我能做的，无非是充分发挥自己的天赋和才智，做我力所能及的事情。”之后有学生问杨敬年克服逆境的动力时，他这么回答。

在这段艰苦岁月中，每当心中难以平静，他便会聆听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和萧伯纳的故事，更是支撑他走过这段晦暗生活的苦口良药。

这是他不轻易诉说的秘密。

在他人看来，不管经历天大的磨难，杨敬年始终能从追求学问中找到安慰和力量。

情系南开

71岁重归教育一线

1979年，杨敬年恢复教授职称后，要求重回讲台。当时他71岁，早已过了退休年龄。

“做学问、教书是我最擅长的事情，若不能为教育事业做些事，必将是一生之憾。”他向系里表示。

两年前，杨敬年已自告奋勇，为几位政治经济系学生讲授专业英语课程。

那是恢复高考的第一年。入学摸底考试后，学院决定为77级张俊山等6位英语成绩较好的新生，单独开设英语学习班，与其他同学分开教学。

两年间，听课的人由六七个学生，扩展到几十个学生和青年教师。

“杨老师每学期都托朋友从香港、美国带回西方经典经济类原著和杂志，再从中摘取适用的文章，亲自编写专业英语教材。”张俊山回忆。

起初，同学们都认为课本太难，上课听不懂，年纪最小的邹玲因为太多单词不懂，动了退课的念头。

她到老师家中想说明情况，却看见70多岁的杨教授在自学法语。杨敬年向她说起自身的求学经历：因“马日事变”“七七事变”等，他比常人多花了12年时间才学成回国。“你们年轻人要珍惜能够学习的机会，不要因为一点小困难就放弃，看看我就知道，只要开始，就永远不晚。”

杨敬年坚持先难后易的原则，在其“执着”下，一学期下来，班上同学的英语成绩突飞猛进，阅读外国文献的速度越来越快。

同为77级学生的孟宪刚觉得“更幸运”。作为系里的四个“老高三”之一，他在考上南开前，已经学了六年俄语。

系里决定为四人专门开设俄语课。但当时能教英语的教师都极度稀缺，更不用说是其他语种。这时，杨敬年再次站出来说，自己当系主任时自学过，可以一试。

孟宪刚怀疑这位从牛津大学留学归来的教授，未必教得了俄语。

第一次上课，杨敬年带来了自己总结的语法资料，并坚持用原著讲课。

“非常受用。”孟宪刚说，两年课程结束后，自己在人大研究生考试中取得了九十多分的外语成绩，超过许多俄语专业的学生。

高校讲台，杨敬年一站就是16年。直至1994年，86岁高龄的他才宣布，因身体原因不再授课。

16年来，杨敬年每节课都提前到教室，下课铃响起后，也要多讲两分钟才走。

“先生总是穿着灰蓝的中山装或者黑色西服，声音也特别洪亮，比谁都精神。”邹玲忘不了80多岁的杨敬年站在讲台上时，那种痴心于“传道授业解惑”的感染力。

笔耕不辍

百岁自认远未年迈

回归正常教学后，杨敬年家里时常有学生登门。不管在做什么，只要学生来请教，他一定放下手中的事，优先帮学生解决难题。“杨教授有求必应，从来不会拒绝。”不少学生描述。

他还主动给学生们写信问候，并复印自创的保健操，送给体质不太好的学生。

与学生交流之余，杨敬年的全部时间几乎都用在读书上。日常花销80%以上用于买书是年轻时养成的习惯，送书给学生则成为退休后的新风气。这些年，光邹玲一人，就收到他108本赠书。

90岁时，他还创造了一个奇迹。当时，撰写了两年的《人性谈》刚出版，陕西人民出版社联系他，提出翻译《国富论》的请求。

这对于研究经济多年、又有着专业英语水平的杨敬年来说，并非难事。只是90岁高龄，需要多久译完，编辑们做好了等待两三年的准备。

杨敬年却默默制定了翻译计划：每天3点起床，翻译4个小时，7点准时锻炼，一小时后吃早饭、休息，再看会儿书，11点半吃午饭，下午继续校对和下一篇的准备工作，晚上8点左右睡觉。

在精准又严苛的时间表下，11个多月后，74万字的译文顺利交稿。该译本在4年内，重印8次，发行5万本。一本经济学专业的书籍成了受人欢迎的畅销书。

上世纪90年代末，互联网兴起，91岁的杨敬年决定买一台电脑，用途只在于两点——写邮件和看新闻。

杨华的印象里，有了电脑后，爷爷不再给学生写信，而是坐在电脑前码字，每周定期给国外学生发电子邮件，从不间断。

有人登门拜访，谈论起国家大事，他也可以滔滔不绝说上大半个钟头，不少都是从新闻网页上浏览到的信息。

自传《期颐述怀》中，杨敬年还专门写了一节如何安度晚年的文章。在他看来，自己远没有到“年迈”的时候。而晚年是人生的绝妙时光，工作与学习并不因年岁的增长而停止。

2013年患肺炎后，杨敬年身体每况愈下，但仍要求保姆每天早晚为他读一小时书，并一直坚持到生命最后一刻。

大多时候，他喜欢听唐诗宋词，每听一次，便跟着背诵出来。名人传记和四书五经，他也会跟着一起念。

百岁之前，杨敬年每年应学校邀请，会在新生开学仪式上发表演讲，每次内容都不尽相同。

今年，他原本答应了在南开新生入学仪式上，做一段简短的开学演讲。

9月4日，和杨华说笑着“过两天就能出院”的杨敬年，病情突然急转直下，随后陷入昏迷状态，再未醒来。这一天，距南开新生入学，不到一周。

（文丨新京报记者 赵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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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岁学者杨敬年：超越生命长度的力量

▲1945年冬,杨敬年于英国。

▲2006年,杨敬年98岁,学生杨雁征摄于南开校园。

●108岁的杨敬年每天早起依然要背几首古诗词，他最爱杜甫，尤爱《秋兴八首》。每天晚上,他还是要听新闻，从《共同关注》到《新闻联播》。当被问及如今思考最多的问题，杨敬年说:“我还是在想，中国的未来”

●1908年，或者叫“光绪三十四年”，杨敬年生于湖南汨罗。“我度过了20世纪的绝大部分时间，20世纪是个不平凡的世纪”

●80岁时，杨敬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有人说这是作秀，他回答“你不了解我”

●37岁留学、86岁退休、88岁写完20多万字的《人性谈》、90岁翻译74万字的亚当·斯密《国富论》、100岁出版27万字的自传《期颐述怀》、最新的作品是不久前口述完成的一篇长文，以读者和译者的身份，回忆自己与今年119岁的商务印书馆之间长达90余年的往来

●“能受天磨真铁汉”，杨敬年后来时常提起这句他的同乡左宗棠说过的话。这辈子，他挺过了命运的数番折磨，不是通过高举拳头，而是凭借一种强大的消化力，将苦难咀嚼

●“你在任何时间见到一朵花,那都是同一朵花。”当我们遗憾没能早几年、在他精力更充沛时造访，杨敬年年轻的朋友、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副教授关永强说,“现在，你会看到花盛开时看不到的、更耐人琢磨的地方”

108岁的经济学家杨敬年安静地坐在沙发里,半合着双眼。黄斑性病变已在七八年间逐步偷走他的视力,105岁时的一场肺炎更彻底搅乱了他的时间表——此前,他一直在每天凌晨3点醒来,投入一整天的读书、工作。如今,这些都变得过于困难。

86岁,杨敬年从南开大学的讲台上退休;88岁,他写完20多万字的《人性谈》;90岁,翻译了74万字的亚当·斯密《国富论》,16年中连印16次,成为学术畅销书;95岁,他重新修订这部译著,增译6万字;到100岁时,他出版了27万字的自传《期颐述怀》;105岁《人性谈》再版,他“在头脑里头修正”,口述了一万多字的改动;他最新的作品是不久前口述完成的一篇长文,以读者和译者的身份,回忆自己与今年119岁的商务印书馆之间长达90余年的往来。

现在,杨敬年安静地陷在沙发里,像本历史书,也像一本有关人生的哲学书。他已无法单靠自己的力量站立、行走,但还能信手拈来四书五经、李白杜甫的句子,随口背出朋友的手机号码,说起英文也还像在牛津大学时一样漂亮。他已不能自行读书看报,但还每天请保姆为自己念书,上下午各半小时到一小时。他的听力还很好,但在谈话中,不时要抬起一手,捂住一只耳朵,阻止声音刚从这边耳朵进来,就从那边出去。他已很难支撑长时间对话,在沙发上坐了半小时,便开始一点点地向一侧歪倒,但每个与他接触的人,都在他身上感受到生命非凡的力量。

“你在任何时间见到一朵花,那都是同一朵花。”当我们遗憾没能早几年、在他精力更充沛时造访,杨敬年年轻的朋友、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副教授关永强说,“现在,你会看到花盛开时看不到的、更耐人琢磨的地方。”

【一】“我走的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道路”

“37岁留学、86岁退休、90岁翻译大部头……您对年龄增长的感知与一般人不太一样?”

“我不怕。”

“支撑您的是什么?”

“追求学问。”

1908年,或者叫“光绪三十四年”,杨敬年生于湖南汨罗。在他出生一周前,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离世。

“我度过了20世纪的绝大部分时间,20世纪是个不平凡的世纪。”杨敬年说。

作为学者,那是最好和最坏的时代。人类以往几代人的遭遇都被紧凑压缩进一代人的命运。新旧交替、中西碰撞,种种翻天覆地的变迁……对于一个家境贫寒、只能找免费学校读,又“没有其他兴趣,棋都不会下,只想求学”的年轻人,他的求学之路注定是多舛的。

1927年,19岁的杨敬年考入黄埔军校长沙分校。数月后,“马日事变”,国民党长沙驻军许克祥宣布反共,正醉心于共产主义、准备加入共青团的杨敬年愤而离校。

在贫困中为生计奔走数年,1932年,为免费读书,他考上国民党培养县长的中央政治学校大学部行政系,毕业后分配在江苏省民政厅,杨敬年没去。“只有我一个人没去,我的同学都是高官厚禄,我穷啊,有人劝我何必这样呢,这么穷还读什么书?我没有听。”

1936年,28岁的杨敬年考入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成为民国四大经济学家里的两位——何廉、方显廷的得意门生。他打算读完研究生就去考庚款留学,不料入学不足一年,“七七事变”爆发,他不得不中断学业、跟着老师们在国民政府工作了七年,直做到财政部秘书,相当于现在的司局长。

恩师何廉劝他放弃留学,“敬年,你年纪大了,劝你不必考留学了。如果你想搞银行,我介绍你给周作民,如果你想搞政治,我介绍你给陈辞修。”但他既不想搞银行,也无意搞政治。

1945年,已经37岁的杨敬年从孟买坐上去伦敦的轮船,他考取第八期庚款留英,成为牛津大学“哲学政治学经济学”(PPE)专业的新生。

六十年后,当杨敬年的学生孟宪刚想要写写自己的老师,他发觉人们对杨敬年的关注多聚焦于他跟命运的搏斗,忽视了作为学者,他一生为求知和自我完善所付出的不屈不挠的努力,“这是他‘夕阳红’的真正原因和内容所在,是他的‘大故事’”。

那是一种“朝闻道,夕死可矣”的追求。“我走的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道路。支配我的唯一动机就是充分发挥自己的天赋聪明才智。”杨敬年说。

他认为人生就是要追求更多的知识和更大的力量,即使危及生命、牺牲快乐也在所不惜。人类的进化就在于这种追求,它没有止境,“总会有些什么东西,值得为它活着。”

现在,他仍很怀念牛津时代精力旺盛、只需专心治学的日子,用“无忧无虑”和“最幸福”形容那段时光。“我们每人两间房,一间卧室,一间读书室。早晨,一个老头进来‘Good　morning,Sir’,叫你起床,上午有女工给你整理被子、打扫房间。晚上,老头又来了,‘Good　evening,Sir’,看你在不在房间。睡觉时,他来给你打开被子,‘Good　night,Sir’。”

1948年,40岁的杨敬年在50%的淘汰率下拿到牛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他研究政府分权问题的论文被认为“对知识有原创性的贡献并适于出版”。10月,放弃去美国工作的机会,他应时任南开大学校长何廉邀约回到南开。当时,天津解放在即,何廉很快远赴美国,临走前给杨敬年留了点金子,“敬年,你还年轻”。

护照就在手中,杨敬年可以说走就走,但他却心中窃喜:“有所作为的时代终于来到了。”

这一年,杨敬年40岁。

【二】“逆境可以予人一种锻炼,况且有些道德价值,非在逆境中不能实现”

“您说能从逆境中挺过来是因为有自己的原则?”

“对,以义制命。就是不管自己处于什么境地,认为该做的事情,我就还是做。命是我不能改变的处境,义是我该做什么就做什么。我爱读冯友兰的哲学,冯友兰说‘不管将来或过去有无意外,或意外之幸或不幸,只用力作其所欲作之事,此之谓以力胜命。不管将来或过去之有无意外,或意外之幸或不幸,而只用力作其所应作之事,此之谓以义制命’。”

1949年,杨敬年主持创办了南开大学财政系,成为该系首位系主任。他为此忙了一两年,招兵买马、安排课程,与中央财政部订立合同共同办学。

因为“想多搞点科研工作”,1951年,他主动请辞系主任职务,准备收好师生们赠予的“财政系开拓者”锦旗潜心学术。

那时,他的牛津博士学位已一钱不值,他说那就“重新来过”,自学起俄文,翻译了三部苏联学术著作。

但紧接着,1957年,49岁的杨敬年被划为“右派分子”,继而是“历史反革命罪”“牛鬼蛇神”“专政对象”……1974年,他的妻子因脑溢血瘫痪,自此卧床。1976年,他唯一的儿子又因急病离世。到1979年,杨敬年获得平反、重新成为“一个堂堂正正的大学教授,能名正言顺地从事教学科研工作”时,他已经71岁。

“能受天磨真铁汉”,杨敬年后来时常提起这句他的同乡左宗棠说过的话。这辈子,他挺过了命运的数番折磨,不是通过高举拳头,而是凭借一种强大的消化力,将苦难咀嚼。

“文革”中,有小朋友曾拦住他的路,问:“你是牛鬼蛇神吗?”杨敬年说,“是的”。又有小朋友问:“你今天当坏蛋了吗?”“当了。”“你明天还去做牛鬼蛇神吗?”“还要去的。”

也曾有悲观的念头在他脑海中摇摆,他说那感觉像独行于沙漠,面前不外两条路:要死还是活。他背诵司马迁的《报任安书》,觉得这么死“若九牛之一毛,与蝼蚁何异”?他靠毛泽东的话恢复心理平衡,“既来之,则安之,自己完全不着急,让体内慢慢生长抵抗力和它作斗争,直至最后战而胜之,这是我对待慢性病的方法”,他把眼前的遭遇也当成一场大慢性病。他看到一幅苏联画作上巨石在海潮中岿然不动,想“我就是这岩石,我要做这岩石”。他甚至觉得这二十多年的苦难对自己不完全是坏事,因为“逆境可以予人一种锻炼,况且有些道德价值,非在逆境中不能实现”。

“我就觉得,党和人民,将来会给我一个公道。我也不管了,就拼命工作。”提起过往,108岁的杨敬年缓慢地、一字一句地说,“我读书是公费,劳动人民出钱培养的我,我总得做点工作报答他们。”

在被迫离开讲台的22年里,他做尽了所能做到的一切跟学术相关的事,包括翻译7部经济学著作、合200余万字,校审、定稿180万字的联合国文件翻译。所有这些几乎都不能署名,很少甚至常常毫无报酬,“无所谓,只要能够工作”。

1976年,唐山大地震波及天津,地面震动时,杨敬年守在已瘫痪的妻子旁边,“我心里非常安定,她已经不能动了,我不能走。要死,那就同死呗。”地震后,他们搬进地震棚,众人惶惶的夜里,杨敬年独自搬着凳子,坐到大树底下,借星月照明,继续翻译他的书。

学生张俊山记得,“文革”后,杨敬年自告奋勇为经济系77级学生开设专业英语课。结课时,他在黑板上写下这样一句话:“The　drop　hollows　the　stone,　not　by　its　force,　but　by　the　frequency　of　its　fall”,意思是,滴水不已,阶石为穿。

这是一种信念。

【三】“一个人的浮沉荣辱和成败得失,在宇宙间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

“您怎么看待自己的一生?”

“俯仰无愧。”

“没有遗憾?”

“没有,我觉得我对得起所有的人,对得起国家,对吧?”

“对于人生,您有什么感悟愿与我们分享?”

“我小时候读过陈独秀的一部书,《独秀文存》。里面有四句话:世界一战场,人生一恶斗。一息尚存,决无逃遁苟安之余地。我觉得人活着就是要求生存、求发展。为了生存发展,一要求知,二要创造。”

平反后,年过七十的杨敬年决定要再工作20年。

他给学生和青年教师讲专业英语,从70岁讲到86岁退休;又在国内率先开设发展经济学,编写教材、撰写专著、培养硕士生,把这门课程引入中国。他出版《人性谈》探讨人性与各种社会制度的关系,提出世界一切动乱的原因在于两个根本问题:政治方面权力分配的不公平和经济方面收入分配的不公平,认为人性有善恶,好的制度能让坏人变好,坏的制度则让好人变坏。

1983年,我国首招博士研究生,75岁的杨敬年因超龄没有评上。到1994年退休,他共培养硕士生20名。

杨敬年说,跟培养了几十名博士生、出版几十部专著,发表几百篇论文的教授相比,他真是自惭形秽,“然而我却是用尽了自己的绵薄之力了”。

总有人为他鸣不平,但他觉得“一个人的浮沉荣辱和成败得失,在宇宙间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

80岁时,杨敬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有人说这是作秀,他回答“你不了解我”。

1998年,还在大学二年级的关永强听了杨敬年的一场讲座。让他印象最深的,是两小时中90岁的杨敬年始终站着,“这是一种老师对学生的尊重”。2004年,为了解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的历史,关永强多次拜访杨敬年,“每一回,他都送我们到楼梯口,一直站在那里看我们走下去。那时他都96岁了,而我们只是很普通的学生。”

商务印书馆编辑宋伟说自己是“杨老师学生的学生的学生”。杨敬年为他们译过书、写过导读。商务印书馆出版巫宝三的《中国国民所得(1933年)》时,找不到合适的人写序,“杨老为我们请到了陈宗胜老师,陈老师做过南开经研所所长,也是天津市副秘书长,以我们的能力是没法约到这样的专家的,这让我们非常感动,杨老师总是特别为别人着想。”

对于这些,杨敬年的“老门生”们早有感触。南开77级经济系的学生曾在一起交流,许多人都觉得杨敬年对自己十分照顾。“如果大家都这么感觉,那么杨先生为我们大家曾经是怎样的付出就一目了然了。”学生李忱说。

“杨先生是我毕生的老师”,在美国的邹玲至今每周都要给杨敬年打电话。38年前,因为跟不上专业英语进度,她到杨敬年家中辞课,惊讶地发现自己70岁的老师正在学法语,每周两次课,每天背单词。“难道你会输给我这70岁的老人吗?”杨敬年问,“以后有什么问题,欢迎你来我家,我会给你解答。”

“杨先生70多岁学高等数学时对我讲的那句‘只要开始,就永远不晚’,不仅是我的,而且已经成为我儿子的座右铭了。”学生赵津说。

“我说我有个自画像,你不要超过它”。杨敬年的自画像是:我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冯友兰在《新事论》里说中华民族能够延续几千年,是因为有两个特点:一是把道德的价值看得高于一切,一是满不在乎,“我就是这么一个人”。

现在,108岁的杨敬年每天早起依然要背几首古诗词,他最爱杜甫,尤爱《秋兴八首》。每天晚上,他还是要听新闻,从《共同关注》到《新闻联播》。几个月前,牛津大学基督圣体学院刚颁给他一个荣誉院士的称号,以表彰其终生对学术的贡献。

而当被问及如今思考最多的问题,杨敬年说:“我还是在想,中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