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湘缘

本文作者罗绍志1987年拜访蔡畅

蔡和森与向警予共有一女一子：蔡妮、蔡博。蔡转、蔡霖是蔡和森与李一纯的儿女；刘昂（原名千昂）、李特特是蔡和森与向警予的外甥女，分别为蔡和森的姐姐蔡庆熙、妹妹蔡畅的女儿。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他们大都寄居在苏联国际儿童院，留学莫斯科高等院校，归国后都成为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专家。他们与父母亲虽然工作在不同的年代，面临着不同的任务，名声也不如父母显赫，但他们不愧为革命先烈的后代，其业绩无愧于党和人民。

革命的大家庭

蔡妮，1922年4月出生于上海；蔡博，1924年5月出生在湖南长沙；蔡转，1928年2月出生于天津；蔡霖，1929年6月出生在上海；刘昂，1910年9月出生于衡山白果；李特特，1923年2月出生在法国巴黎。蔡妮和蔡博，与母亲向警予一起生活的日子最为短暂。蔡妮在上海出生后仅4个月，就由母亲送回湖南，住在长沙五舅向仙良家。蔡博接受母爱的时间更少，出生不到1个月，就由大姑妈蔡庆熙哺养。蔡和森与向警予最疼爱外甥女刘昂和李特特，她们从小受舅舅蔡和森、舅母向警予的思想影响最深。

1923年秋，蔡母葛健豪从法国勤工俭学归来，带回了小外孙女李特特。其时，蔡畅与李富春由法国转莫斯科学习，无法将孩子带在身边，只好由外婆带回国来。葛健豪归国后，与李特特在上海蔡和森、向警予处仅作短暂停留，就回湖南居住于长沙天茂花园。不久，又搬到颜子庙创办平民女子职业学校。这里，既是她的家，也是党的地下联络地点。从此，蔡家以葛健豪为中心，蔡妮、蔡博、李特特与大姑妈蔡庆熙、表姐刘昂等组成了一个大家庭。在这个革命的大家庭里，祖母（外婆）是灵魂，大姑妈是顶梁柱，表姐是3个小不点儿的带头羊。向警予、蔡畅偶尔回家时，孩子们便一拥而上，都能分辨出自己的妈妈；可蔡和森、李富春回来后，孩子们却不知哪个是自己的爸爸了，跑上前去都喊“爸爸”。祖母（外婆）帮孙辈们从脸型上进行区分：蔡妮、蔡博的爸爸蔡和森是“长爸爸”，特特的爸爸李富春是“圆爸爸”。

1927年4月，向警予从莫斯科归国，由广州去武汉，顺道来长沙看望了蔡家父母及孩子们。这是向警予最后一次与蔡家亲人相聚！在蔡父、蔡母的张罗下，拍下了一张珍贵的照片，这就是蔡家唯一的那张“全家福”，留下了永久的历史纪念。一年后，向警予年仅33岁就在武汉为革命英勇捐躯了，其子女当时没有一个知道自己的母亲牺牲的噩耗。

大革命失败后，为了避免被敌人“斩草除根”，葛健豪带着全家老少回到老家双峰永丰居住生活。1928年春节刚过，她安排丈夫蔡蓉峰和长女蔡庆熙及孙儿蔡博留在老家，自己则带着外孙女刘昂、李特特和孙女蔡妮，转辗武汉、上海，为儿女们掩护革命。6月，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蔡和森、蔡畅兄妹俩都是“六大”代表，他们准备将蔡妮带去莫斯科。葛健豪只好又带着刘昂、李特特重返家乡。从此，蔡和森、向警予的子女及外甥女们随祖母（外婆）隐居在永丰附近的农村，先后住过的地方有毛家塘、茶亭子、杨梅子咀、石板冲等处。

俄语教授——蔡妮

进入土地革命时期后，中共党组织非常关心革命先烈和在党中央工作的领导人的子女成长，陆续派员将他们从乡下接出，护送去苏联学习。至1929年，继蔡妮跟随父亲到达苏联后，蔡转、李特特、蔡博也先后离开家乡，被送往莫斯科近郊的莫尼诺国际儿童院，融入到了这个彼此不分民族、肤色、语言的国际大家庭里。

蔡妮到达苏联后的第二年春，父亲蔡和森为了工作之需匆匆回国了。而她哪里知道，那竟是与父亲的永别。1931年8月，蔡和森在广州壮烈牺牲。两年后，年仅11岁的蔡妮从李立三那里得知这一噩耗时，竟没有掉下一滴眼泪。也许是因为她自幼即痛失母亲向警予，再加上多年来动荡生活的磨练，使得蔡妮拥有这样一个坚强的性格。

 1941年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后，正在莫斯科不远的蔡妮，转移到莫斯科以东300公里的伊万诺沃市，进入第一国际儿童院学习与生活。这里，有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毛岸青，刘少奇的女儿刘爱琴、儿子刘允斌，赵世炎的儿子赵亚夫、赵施格，张太雷的儿子张芝明，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罗亦农的儿子罗西北等，还有世界许多共产党领袖人物的子女。同年冬天，德国军队进攻莫斯科，伊万诺沃市情况危急，准备疏散市民。这里虽然没有遭到敌机轰炸和袭击，但蔡妮与同学们总要东躲西藏。一听到警报，就得钻进防空洞里，有时一蹲就是一个通夜，要等警报解除后才能走出防空洞来。

为了以防万一，战争时代的蔡妮还忍痛烧掉了自己珍藏的一本俄文版小册子，但她一直珍藏着父母亲的照片。“在那本名叫《民族殖民地问题》的小册子上面，有李立三撰写的关于我父母的文章。”蔡妮回忆说，“当时为了安全，为了活命，不得不这样做，但我没舍得烧掉爸爸妈妈的照片，我只留下了父母的照片。”

 战时的贫困、饥饿始终伴随着蔡妮。当时的食品都是严格配给，只有学习好的同学才能每天吃到一次学校提供的午饭。而这样的午饭也不过是只有几片菜叶子的菜汤。正如蔡妮后来回忆说，“战争年代对我们这些孩子来说是十分艰难的，许多人都因饥饿而浮肿”。为了能吃饱，她常要卖掉衣服去换黑面包和黄油条，还时常和同学们去树林里采野果子充饥。没有鞋子的时候，就穿上共产国际发的那双木鞋。伊万诺沃市太冷，连晚上睡觉都要穿着衣服、戴着头巾。

最使蔡妮难忘的是卫国战争胜利日。“那是值得永远牢记的伟大节日。5月9日那天，伊万诺沃市所有人都走上街头和广场，我们见到那么多幸福的目光和微笑。素昧平生的人们相互拥抱和亲吻，军人们在人们的‘乌拉’声中被抛向空中。扩音器中传出音乐，人们像孩子一样欢乐地跳舞，到处可以听到歌声。”蔡妮曾多次津津乐道地这样回忆过去。

 蔡妮在苏联度过了24个春秋，从幼儿园、小学、中学直到莫斯科医学院毕业。她深深地爱上了苏联，爱这个民族的人民和文化。半个多世纪过去后，蔡妮对留苏生活仍记忆犹新。她说：“苏联是我成长的第二故乡，但我的事业还是在我们的祖国——中国。”

1953年11月，蔡妮回到了日夜思念的祖国。因为父母早于战争年代就壮烈牺牲，所以最先接待她的亲人是姑妈蔡畅和姑父李富春。当她被分配到北京儿童医院去上班时，姑父与姑母对她的赠言就是：“要好好地为人民服务”。她在北京儿童医院当了3年多的儿科医生后，组织上于1957年把她调到了北京红十字医院。论医治病，蔡妮是称职的，但当医生得给病人书写病历，因不善写中文，这就使她为难了。于是，她向组织提出要求，请求到北京大学进修中文，或去从事翻译工作，而医院因工作的需要，怎么也不肯放她走。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蔡妮离开医院工作，调入北京外国语学院俄语系，当了一名俄语教授。她的俄语与她的医学一样，功底很深。她在苏联莫尼诺国际儿童院时，就与毛岸英代表中国儿童出席在白俄罗斯首府召开的国际儿童会议，毛岸英用中文讲演，由她作俄语翻译，宣传中国抗日战争。她还在伊万诺沃师范大学历史系专修过俄罗斯历史。在北京外国语学院的蔡妮，以一口流畅动听的俄语，主讲俄罗斯概况及历史，深受全院师生们的欢迎。她在这里一直工作到1986年离休。

2010年，俄罗斯总统签发，俄驻华大使亲自向其颁发参加原苏联卫国战争的中国老战士勋章。晚年蔡妮住在北京东城区一个环境幽雅的四合院里，与爱人洪戈及子孙三代安享晚年。她十分关爱家乡湖南，对70多年前在家乡生活过的情况记忆犹深，并多次和兄弟姐妹们一起回家乡参加父母亲的大型纪念活动。因病于2012年6月7日上午10 时58分在上海华东医院去世，享年90岁。

蔡妮的爱人洪戈，河北乐亭人，1921年3月24日出生，1949年同蔡妮结为伉俪。曾任冶金工业部副部长、顾问等职。其女儿王小莉，1950年出生，与女婿李吉元同在冶金工业部地质研究所工作，现已退休。儿子王宏，1954年出生，在北京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工作，儿媳孟雅。

自母亲向警予牺牲后的蔡博，跟随祖母、大姑妈在双峰隐居。他是兄弟姐妹中在家乡居住时间最长的一个。1937年，蔡博在双峰高小31班毕业后，考取湘乡中学。1938年秋，周恩来派朱惠把他接往重庆。朱惠当时告诉蔡博，是他父亲要他来接他的，但到了重庆周恩来公馆，邓颖超才如实告诉他，自己的父母已经为革命牺牲了，党组织决定送他去苏联，其姐姐蔡妮早已到了那里。蔡博在上海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后转送乌鲁木齐，再由毛泽民带往莫斯科国际儿童院。

1943年秋，蔡博在苏联10年制的学校毕业后，考入了莫斯科钢铁学院冶金系炼铁专业，时年19岁，是中国留苏学生中的佼佼者。在伊万诺沃第一国际儿童院时，他是继毛岸英之后的中国儿童委员会主席，是中国留苏学生同学会的发起人之一。他在钢铁学院学习期间，荣获了斯大林奖学金，加入了苏联共产党。

1945年底，毛岸英突然来到钢铁学院学生宿舍，把他要回国的喜讯告诉蔡博。蔡博紧握着岸英的手说：“我也在等待着这一天。”随即他提笔给国内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汇报自己的学习情况与打算，决心努力学习苏联的先进技术，炼就社会主义建设本领，尽快回到祖国服务。

毛泽东在延安收到蔡博等人的信后，于1946年1月8日给他们回信。信中说：“永福（岸英）回来，接到你们的信，十分高兴。正如你们信上所说，新中国需要很多的学者及技术人员，你们向这方面努力，是很适当的。”“总之，是希望你们一天一天成长，壮健、愉快、进步，并望你们团结一切留苏的中国青年朋友，大家努力学习，将来回国服务。”

1948年6月，蔡博已在莫斯科钢铁学院毕业，获得炼铁冶金工程师学位。党为保护这位学有专长的烈士后代，在解放战争还紧张进行之时，没有及时令他归国。新中国诞生前夕，刘少奇秘密访苏，与斯大林商讨新中国的经济建设等问题。期间，接见了蔡博等人。蔡博提出愿回国服务的要求，刘少奇高兴地说：我与斯大林会谈，其中就提到接你们回国参加祖国的经济建设。随后，刘少奇与蔡博等人就国内形势、任务，讨论了1个多小时。几天后，他就随同刘少奇回到了祖国。

蔡博归国后，见到了姑父李富春。他向姑父提出要求去鞍山钢铁厂工作。当时，李富春在中央主持经济工作，特别是苏联援助我国的重点工程。他根据留苏归国学生的专业特长，对他们作了全面安排。蔡博调去鞍钢炼铁厂后，在那里先后担任过副厂长、厂长等职。

蔡博是新中国第一代杰出的冶金专家。他在鞍钢炼铁厂任职以后，结合该厂的生产实际，成功地运用苏联的炼钢技术和管理经验。蔡博还大胆地提出过实行厂长负责制。建立厂长、车间主管和工段长的“三级一长”负责制，建立生产指挥系统的单一领导关系，并相应建立职能部门的专责制和生产工人的岗位专责制。实行这个制度，强化了企业管理，使鞍钢炼铁厂成为钢铁战线上的一面红旗，曾在全国冶金会议上介绍推广。

可是，好景不长。没几年，“厂长负责制”遭到了批判，蔡博受到了错误的批判和撤职处分。60年代初，组织上安排他在北京钢铁研究总院炼铁研究室工作。他大胆地主持了多项重大科研课题，攻破了许多难关。

“文化大革命”中，蔡博在劫难逃。因为他在苏联生活的时间较长，所学的和所运用的都是苏联技术，因而被打成“修正主义分子”，在厂里“管制劳动”。“文革”后，蔡博被落实政策，重返工作岗位，担任钢铁研究总院技术顾问。他夜以继日地工作，总结中国炼铁技术经验，撰写了《钢铁研究院炼铁科研三十年》，得到了聂荣臻元帅的高度评价：“你对30年来炼铁科研的总结很重要，这是我看到的第一份工业部门系统的科研工作总结。”

1984年5月，蔡博年满60岁，退居第二线。他退线不退休，参加中国科学院钢铁工业战略研究，提出了在沿海港口建立“港厂合一”的大型钢铁工业基地的建议。退休后，蔡博还对其父蔡和森、母向警予作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工作。他为家乡及中共党史研究部门收集提供了不少资料。曾多次回到家乡参与并指导蔡和森、向警予、蔡畅的纪念活动。

不幸的是，1991年9月，蔡博应邀回双峰参加蔡畅同志逝世一周年暨蔡畅同志生平事迹陈列开幕典礼返京后，因劳累过度，突发心脏病，猝然离世。

白衣天使——蔡转

蔡转与蔡霖是蔡和森与李一纯所生子女。李一纯原名崇英，湖南长沙人，1899年出生，1923年参加革命，1925年经向警予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曾跟随向警予在上海从事工人运动，担任过向警予的秘书。1925年10月，李一纯随同蔡和森、向警予等人前往莫斯科，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同蔡和森归国后，投身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大革命失败后，她跟随蔡和森长期在白区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在艰难困苦的岁月里，她对蔡转与蔡霖两个孩子的养育也是尽了力的。

1928年，蔡转出生于天津。由于父母忙于革命工作，1936年其母将她送回长沙，在外婆家住过一年时间后，转赴延安在姑妈蔡畅家住过。至1938年，刚满10岁的蔡转就被党组织护送到莫斯科郊区的国际儿童院学习。第二年就加入了少先队组织。她除了同来自世界各国的小朋友一起学习文化科学知识外，还由来自中国的老师补习中国的语言和历史。

蔡转常说：“国际儿童院是对她终身影响最大的地方。”她在这里学习期间，进步很快。15岁时就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7岁中学毕业时，曾荣获金质奖章，免试进入莫斯科斯大林第二国立医学院医疗系学习。她最会拉手风琴。国际儿童院、伊万诺沃市举办大型文艺晚会，她都被推选登台演出。她有一个俄语名叫“阿尼亚”，每次集合时，兄弟姐妹们都欢呼着：“阿尼亚，拉一个，阿尼亚，拉一个！”

1953年初，蔡转在莫斯科第二国立医学院毕业后回国，分配在北京医院神经科工作，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新中国第一代白衣使者。1956年，她参加国家卫生部和北京医院举办的苏联专家主持的神经病学研究生班，很多国内知名的神经病学界的专家都出自此班。也就是在这个班上，她认识了来自武汉的刘锡民同学，遂与之恋爱结婚。1958年4月，组织上为照顾他们的夫妻关系，将蔡转调至武汉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现同济医院）神经科工作。在武汉，蔡转常同爱人刘锡民一起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和为人民服务。他们在湖北农村发现一种多发病——钩端螺旋体及脑动脉炎。这是一种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脑血管病，在当时无论国际国内都没有查出这种疾病的原因，更 谈不上行之有效的治疗方法，使许多患者由此丧失工作能力，乃至丧失生命。

蔡转取得了医院领导特别是爱人刘锡民的支持，从1958年开始对此种病因启动研究。她多次下乡蹲点调查病人情况，临床试验，终于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对该病的病因、治疗及预防等问题，作出了科学回答。1963年在广州召开的“全国第一次神经精神疾病学会议”上，由她宣读了与刘锡民等合写的科研论文，展示了这项成果。

以后，蔡转和同事们在原有基础上继续探索、试验，又陆续发表了系列科研论文。至1979年，这项被压抑了15年的科研成果，终于经过国家医学部门的鉴定，荣获国家卫生部优秀成果甲等奖。《健康报》、《人民日报》还先后刊登了有关这项成果的连续报道。

1980年，蔡转在武汉医学院被评为副教授。1986年，又被聘任为主任医师（后来还晋升为教授）。这时，她虽然年近6旬，但还经常率领医疗人员深入鄂西北农村，支援老、少、边、穷地区的医疗事业，得到了广大农民群众的尊重、欢迎。

1988年，受到德国数个大学医院的邀请，蔡转和刘锡民一同前往德国讲演神经学。在讲演过程中，刘因肾病突然发作而回国。从此以后，蔡转既要辛勤的工作，还要亲侍榻前的爱人。她的敬业精神，受到医院领导和职工的赞扬。

1993年，蔡转才办理离休手续。至离休止，她和刘锡民等写作并发表的神经学课题研究论文有：《钩端螺旋体脑动脉炎》、《脑动脉炎恢复后遗期的钩端螺旋体血清免疫反应结果分析》、《钩端螺旋体脑动脉炎所致“烟雾病”的某些特点》、《关于钩端螺旋体脑动脉炎发病机理的初步探讨》、《钩端螺旋体发病机理的研究》。这是她从医40年来所作出的重要科研成果。

蔡转的爱人刘锡民，四川泸州人，1927年出生，著名神经学教授，1993年7月因病去世。其女儿刘燕，1957年出生，1981年毕业于武汉大学计算机科学系，1983年公费派赴西德多特蒙特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现仍在德国从事计算机信息研究；女婿侯佩宏同在西德攻读博士学位，现从事电视的研究。

人民教师——蔡霖

蔡霖比姐姐蔡转只小1岁零3个月，1929年6月7日出生于上海。其时，父亲蔡和森驻共产国际，生母李一纯在沪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在恶劣的生活环境下，母亲无法养育两个儿女，为了革命，她毅然决定将刚出生6个月的蔡霖送给别人做孩子，也好让儿子有个安身之处。收养蔡霖的是开汽车行的李孟君（又名志慎）。她思想倾向革命，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将自己的房子租给中共地下党作秘密联络点。在白色恐怖下，成为上海唯一剩下没有被暴露的地下联络点。周恩来、李富春、聂荣臻等中央领导在情况紧急时都曾到此得到过掩护（见聂荣臻《回忆录》第127页）。

李孟君知道蔡霖是共产党人的后代，便将蔡霖当作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带养，直至供养到上大学。据立一纯回忆说，蔡和森归国后得知儿子被送给别人做孩子时，一声不吭，不吃不喝，闷头睡了一整天。但他又安慰李一纯说：“干革命，自己的命都难保，把孩子送给别人也好放他一条生路。”

蔡母葛健豪在湖南老家得知蔡霖送给了别人做孩子也十分痛心，曾写信给蔡和森、蔡畅，要他们一定把这个孩子找回来，由她在乡下带养。但当时在白色恐怖下，到哪里去寻找呢？一直到1949年上海解放后，李孟君主动赴北京，与中央组织部取得联系，才将蔡霖“完璧归赵”。可是，李孟君在后来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因知晓她对上海解放所做策反工作与掩护中共地下党员等情况的直接联络员被“潘（汉年）杨（凡）事件”所涉，他人无法证明其革命情况，因而曾被内定为“特嫌”，至1972年病故前一直遭受不白之冤，直到1984年10月始获昭雪。

蔡霖一生默默无闻地从事着平凡的工作。上海解放时，他自行参加华东三野军政大学，后经中国人民大学公营系学习，毕业以后先在北京第一棉纺织厂、第三棉纺织厂工作，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调北京化纤工学院（今北京服装学院），曾任宣传干事、统战部长、党委办公室主任等职。1990年离休，住北京通州扬庄北路华兴园公寓。

蔡霖一生热爱党，为党的教育事业呕心沥血，奉献了全部力量，为学校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他注重党性修养，在自己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以自强不息的革命精神，广泛涉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领域的著作，尤其是马列主义著作。他是党的创始人之一、党的早期重要领导人蔡和森之子，但从不以此自居，严格要求自己，为人正直，处事低调。他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原则，实事求是，工作认真负责，一丝不苟。他具有高尚的思想品质，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从政清廉，谦虚谨慎，联系群众，生活简朴，乐于助人，严格要求子女、亲属，一生讲求奉献而不求回报。2009年3月13日因病医治无效在京逝世，享年80岁。

其妻杨名琴，湖南宜章人，1935年农历8月15日生，系邓中夏外甥女，曾任北京第一棉纺织厂办公室主任。1956年生下双胞胎儿子蔡生、蔡建，现都在北京工作。

总理秘书——刘昂

刘昂是蔡和森的姐姐蔡庆熙的女儿，1910年9月27日出生在湖南衡山。不到2岁时，父亲刘炳文病故，孤儿寡母倍受刘家公婆的虐待。1914年，她的外婆葛健豪心疼她们母女，便叫蔡和森到衡山白果把她们接回双峰，从此便与刘家彻底脱离了关系，一直在蔡家这个革命家庭中成长生活，从小就受到进步思想的熏陶。

1915年，刚满5岁的刘昂跟随外婆、母亲和姨妈来到长沙求学。七八岁时她就结识了毛泽东等许多早期的进步人士，并参加毛泽东、蔡和森等开展的青年学生运动。在大革命洪流中，她积极参加省城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并协助外婆、母亲为革命做过许多有益的工作。蔡和森最疼爱这个外甥女，赴法勤工俭学之前，他将自己用过的一个铜墨盒，刻上“铿作染翰，和森赠”送给刘昂，勉励她发奋读书，将来为改造中国出力。“铿作”是蔡和森给外甥女取的别名，即“铿铿然作声”之意。

1928年春，蔡畅、李富春在上海转入党的地下工作。为了掩护革命，特地派人将初中毕业的刘昂和她外婆、蔡妮、李特特从湖南接到上海一起居住。当时，在上海的蔡家实际上成为了地下党的一个联络机关。家庭中的每个成员都承担着一份革命工作，她和外婆负责保管党的文件和经费。

刘昂抵沪后，本来想继续读书。她先去上海复旦大学报了名，但是组织上要她做党的机关交通工作。于是，她就一面为党做地下工作，一面进入上海艺术大学学习中国文学。这个学校是进步组织创造社倡办的，由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人于1921年建立。刘昂在这里作《创造》、《文化批判》等7种杂志的校对，每月工薪30块光洋。她除了留足自己必要的生活开支外，其他全部寄回湖南老家。所以刘昂后来回忆说：“我在上海时实际上是一面住机关工作，一面入校读书，一面养家糊口。我使用的化名是葛铿作，即跟外婆同性，舅舅给我取的别名。”

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刘昂于1931年离开上海回到湖南从事教育工作。她先后在岳阳女子中学、湘乡县立女一师、二女子职业学校、湖南义务教育实验区当教员、教务主任。1937年10月，蔡畅从延安带信来，要刘昂去长沙与八路军通讯处联系。年底，经徐特立介绍赴延安，先后在陕北公学、抗日军政大学、马列主义学院学习和工作，并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时期，刘昂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秘书、南方局秘书处三科科长、统战委员会秘书、宣传部秘书等职。抗战胜利后，她跟随周恩来赴重庆，参与国共两党重庆谈判的有关工作，圆满完成了任务，受到周恩来表扬。在重庆办事处（红岩村）工作期间，她不畏艰险，工作勤奋，吃苦耐劳，出色地完成各项任务，为我党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和巩固抗日战争的胜利成果作出了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刘昂担任解放军总部驻南京办事处秘书、中共上海工委候补委员兼秘书长、党总支书记。她和革命同志一道，克服重重困难，冲破国民党的阻挠，为党组织及周恩来往返于宁沪之间做了大量工作。1946年10月初，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刘昂随丈夫钱之光一起接受了为中共中央办事机构筹款的任务。经过努力，不但保证了国统区我党各办事机构所需的费用，还节余了3000多两黄金带回延安上缴党中央，得到了周恩来的高度赞扬。

1947年春，刘昂随董必武到西柏坡中共中央工委工作，参加了河北省建屏县（今平山县）洪子店土地改革。同年11月至1948年6月任解放军总秘书组组长。1948年7月，受周恩来委派，她前往大连接替钱之光主持“大连中华贸易总公司”的工作，同东北、华东、华北各大区办理了与国统区大量的贸易业务，并依靠大连口岸与香港保持经济贸易往来，使之成为我党联系香港民主党派和友好人士的纽带。

1948年下半年，刘昂与钱之光利用“华润公司”和“大连中华贸易总公司”的名义，掩护在香港的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郭沫若等一大批著名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通过秘密渠道，绕过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历经艰险，秘密来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为新中国的成立做了大量的筹备工作。

新中国诞生后，刘昂调国务院总理办公室工作，任总理办公室财经组长、政务院参事。1956年至1960年，任国务院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机关党委常委。她协助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做了大量的事务性工作。她曾回忆说：“我在周恩来总理身边工作前后达二十年，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除舅舅和森同志和舅妈警予同志外，就是周总理了。”

1960年4月，刘昂调任农业机械部工作，任基建司司长、党组成员。后任第八机械工业部办公厅主任、党组成员。1970年上半年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办公厅主任。1973年至1982年，先后任一机部副部长、农业机械部副部长、党组成员等职。她带领机关广大干部职工，为国家振兴机械工业忘我工作。她是第二届、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82年12月，刘昂离休后住北京府右街前宅胡同3号。晚年，她为缅怀外婆葛健豪、二舅蔡麓仙、三舅蔡和森、舅母向警予等革命先辈写过许多纪念文章，为研究蔡和森、向警予提供了大量的革命文物和史料。在最后几年身患重病的情况下，仍坚持让身边的工作人员每天为她读书及各种文件资料。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中，她光荣地被评选为“优秀共产党员”。2005年10月17日，刘昂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刘昂的丈夫钱之光，浙江诸暨人，1900年11月出生。192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参加红军长征，是新中国纺织工业的奠基人。曾任轻工业部、纺织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国务院顾问，第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9至11届中央委员，12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于1994年2月逝世，享年94岁。

扶贫妈妈——李特特

李特特是蔡和森妹妹蔡畅的女儿，1923年2月25日生于法国巴黎。由于父母都在法国勤工俭学并准备赴苏联莫斯科学习，无暇照顾幼小的女儿。其外婆葛健豪便主动承担起抚养外孙女的责任，还给她起了个“特特”名字。在法语里这是“蔡蔡”的意思。显然，葛健豪是取其母姓的叠音。

1923年秋李特特归国后，有时跟外婆住长沙，有时跟父母在武汉、上海等地住中央机关。大革命失败后，随外婆回到永丰隐居乡下，同表姐刘昂、表弟蔡博等住在乡下，断断续续读完了小学、初中。至1938年4月底，才离开双峰前往苏联。抵达莫斯科时，已是1938年底了。

1939年秋，李特特入莫尼诺国际儿童院，开始了她在苏联的学习生活。在这里她的俄文名字叫罗莎，她的妈妈也叫罗莎。人们只好在妈妈名字前面加个“大”字，在她的名字前面加个“小”字以示区别。罗莎在俄语里是“玫瑰花”的意思。正是这朵小“玫瑰花”先后加入了少先队和共青团组织，与苏联人民一道经历了激烈的卫国战争。1940年夏，李特特进入伊万诺沃第一国际儿童院和蔡妮、蔡博、蔡转一起学习。卫国战争的爆发，结束了她在儿童院平静的生活，每天或上山伐木备燃料，或进工厂劳动。时年17岁的李特特，就和国际儿童院的其他大孩子开始军训，还要进行全部武装的行军锻炼。由于她能吃苦，军训任务完成出色，曾获得“轻机关枪手”证书的奖励。

1941年底，德国占领了苏联许多城市，伤病员不断送往后方。于是，李特特前往战地医院从事护理工作，每天与伤病员吃住在一起。尽管生活艰苦，医疗条件很差，但她觉得那些伤员“可敬可爱，就是自己的亲人”，因而干得很出色。

1944年，李特特考入了莫斯科鲍曼工程技术学院。上了一个学期的课后，由于反法西斯战争的需要，被调到苏联广播电视台做校对、播音等工作。1947年转入莫斯科吉米辽谢夫农学院学农业，至1952年毕业归国。

回国后，李特特长期从事农业科研工作。她最先分配在中国农业科学院。1953年，苏联准备帮助我国在北大荒建立一座现代化农场，急需学农业的人才。她觉得自己应该到农业生产第一线去，便主动报名去了北大荒。1954年，她带着出生不久的二儿李坚来到位于黑龙江省集贤县的友谊农场。

李特特在苏联学习的专业是植物生理。50年代后期，原子能的应用已从军事领域扩展到工业、采矿、医学、农业诸方面。中国农科院成立了原子能应用研究所，研究核辐射中的放射性同位素在农业中的应用，这样就把李特特从北大荒调回了北京。

李特特运用她丰富的俄语知识，广泛收集苏联原子能应用的研究成果和世界各地在这方面的资料，为农科院建立了资料库。1964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她为核效应研究，到新疆戈壁滩上工作了好几年。在1958年至1960年间，她还参与主持了6期同位素培训班，为国家培养的1000多名专业技术人才，成为各省、市同位素研究实验室的骨干。

遗憾的是，她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迫害，所从事的核效应研究被中断了。1974年她虽从“五七”干校回到了北京，但没有被安排在原子能核效应研究所，而在中国农科院情报研究所作情报翻译工作。

1978年李特特又被调到中国农科院农业科学研究委员会做科研管理工作。1980年由她组织的“核辐射对农作物的生物效应”课题，获得了国家农业部颁发的“科研进步二等奖”。另外，她还选编了《国外农业》、《国外农业科技》等参考书。

1988年，李特特离职休养了。但她只是办了离休手续，并未就此休息养老。曾有人动员她去特区办公司，也有人请她做公司的名誉董事长，她都婉言谢绝了。相反，她心系贫困山区人民，全身心地投入了义务扶贫工作。1989年3月，中国扶贫基金会成立，她毛遂自荐，参加扶贫基金会工作。基金会的牌子还没有挂起来，她就第一个带头捐款，并走门串户，筹集扶贫资金，仅在1998年就争取到了三四百万元扶贫捐款。多年来，李特特不顾年事已高，先后到陕西、甘肃、江西、湖南、云南、贵州、四川、广东、福建等十几个省区的老、少、边、穷地区作调查。她提出的“以工代赈扶贫”方式、“异地开发扶贫”等都已收到了良好的效果。1990年，李特特作为第一批被国家民委授予的“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而受到表彰。199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俄罗斯政府向当年的老战士颁发了由总统叶利钦亲笔签名的纪念奖章，李特特是18名中国获奖者之一。1998年，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有《她是蔡畅的女儿》一书。

今年90岁的李特特住在北京复兴门外大街木犀地，她仍然十分关心政治，保持着每天看书读报的好习惯。李特特有二儿一女。长子李勇，1948年出生，高级经济师。曾在国务院办公厅任秘书，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书记。二子李坚，1954年出生，干部。女儿李琪，1963年出生，在上海从事电脑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