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湘缘

劳君展(1900-1976)，原名启荣，湖南省长沙县人，女，1900年出生于一个官宦世家，九三学社创始人之一。

许德珩(1890~1990)，原名许础，字楚生，江西德化(今江西省九江县)人。著名爱国人士、政治活动家、教育家、学者，九三学社创始人和杰出领导者。

劳君展与许德珩，风雨相携，五十一载，如烟往事，不堪回首……

巴黎“楚生”

这对患难夫妻，相识于法国。那是1921年初，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到欧洲考察学习，将同行的女学生劳君展(启荣)等介绍给先期赴法勤工俭学的许德珩，希望这位当年北大弟子为她们补习法文。

一年后，劳君展到里昂大学攻读，经常给许德珩写信，但双方的感情发展并不快，原因是许德珩早在1912年就已成婚，虽是父母之命，且妻子在1916年已因病去世，但许却从此无意婚事，立志于求学与学生运动，许是九江人，古属楚地，因此，在与劳的通信中，自号“楚僧”。一次，劳把“僧”字圈掉，改为“楚生”，许德珩见信为之心动，双方加快了发展。1924年暑假，劳获得里昂大学硕士学位，进入巴黎大学，跟从居里夫人学习镭学，与许德珩有了更多的机会在一起。

经过五年多的了解，在蔡元培先生的极力撮合与支持下，许、劳二位于1925年4月16日在巴黎中国饭馆举行了简朴的婚礼。徐悲鸿、刘半农等34人到会祝贺，蔡元培题赠贺词：“爱心同结，互助互利。学术事业，勤奋不已”。

婚后，夫妻俩居住在巴黎第五区，这里有巴黎大学、卢森堡公园、国葬院、巴黎圣母院等。每逢假日，他们相携而游，塞纳河畔，凯旋门前，几乎都留下了他们偎依的身影。

沪上“楚客”

好日子实在太短，“五卅”惨案，从祖国传来的一个连着一个的坏消息，使他们无法平静，几乎是呆不下去了。夫妻俩决定：回国。

在蔡元培先生指点帮助下，他们选择了当时革命中心——广州的中山大学。因旅费不足，许德珩先走，他于1927年1月动身，2月初到达广州，住在中山大学大钟楼二楼，与鲁迅先生是对门邻居。

广东军阀发动“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前夕，有二个朋友先后告诉许德珩，说反动派的黑名单上有许的名字，劝他躲一躲。3月29日，大雨滂沱，为纪念黄花岗烈士牺牲十六周年，他冒着生命危险到三个地方演讲。第二天悄然离校，从法国带来的东西都留在宿舍，没敢带，独自一人，取道香港到上海避难。

谁知，才离虎穴，又入狼窝。一到上海，他先去看望留法同学陈延年、赵世炎。4月11日，赵、陈告诉他，上海情况危急，叛乱随时都可能发生，催他赶紧离开。第二天，许刚上船，就听到枪声大作，蒋介石制造的“四.一二”大屠杀开始了。陈延年与赵世炎就是在这次反革命政变中被杀害的。

船逆水而上，于4月16日到达九江，他急匆匆赶往家里探望。四天后，与亲戚陈礼江租了一条小船去武汉。三个月后，夫人劳君展从法国拍来电报，说她即将启程回国。

夫妻即将团圆，本该是很高兴的事，不曾想时任南京政府教育总长的CC要员段锡朋(许的北大同学)，却阴谋劫持劳君展，企图控制许、劳夫妇。

情况危急。7月20日，许德珩化装赴沪。说起来还真凑巧，劳君展在法国时，许曾汇去400银元作路费，款到时，她已动身，所以钱又退了回来。有了这400元，许、劳夫妇买了二张头等舱船票，化装成高等华人模样，避开了国民党侦探的耳目，夫妻俩因此神秘而又安全地到了武汉。

人在武汉，心却在广州。许德珩惦记着广州的东西，恰巧友人来电邀约，于是决计再去广州试试。一到广州，非同昔日，盛传许德珩将出任中山大学校长，宴请不断，好不热闹。几天后，爆发了张太雷领导的广州起义，战斗异常激烈，有些起义战士就住在许家客厅里，枪弹如雨，尸横遍野，劳夫人探窗而望，不意一颗流弹飞来，几乎被伤。在惊心动魄的日子里，他们只好把从法国带来的东西托运到上海。

到上海时，已是隆冬，劳夫人还穿着秋装，头戴西帽，足穿白鞋，让人一看就知道是从革命中心广州来的，为避免惹麻烦，在朋友的提醒下，赶紧换装。

1929年9月，许母病危，本想夫妇同往，但夫人分娩在即，许只好独自赶路。他走的第二天，妻子生了，是个儿子，老母亲却在他到家的前一天离世。

就在这兵荒马乱的年月，许德珩先后在大陆大学、暨南大学任教，并用稿费办了一个社会科学院，均因宣传革命而屡遭挫折。白色恐怖中，房东们格外小心，害得他们夫妇几乎每隔一、二个月就要搬一次家。

北大“楚囚”

在上海过了四年，1931年7月1日，受聘到京，许德珩在北师大、北大任教。一家四口，女儿许鹿希、儿子许中明，合家团圆，似乎满可以过上安定的日子，没想到，“九.一八”事变突发，北京城里，阴云密布。

1932年初，大汉奸陈公博来看许。这时，蒋、汪合流，陈公博当了实业部长，一进门，他就说：“老兄，不要教书吧!”许德珩讥讽道：“不教书做什么?做官?做卖国贼?还是做蒋介石的打手?”几句话，把陈公博气走了，祸根也因此埋下。

这年年底，师大教授马哲民，北大教授候外庐，一同失踪，正在许德珩忧心忡忡的时候，12月13日凌晨5时，有几个穿制服的家伙闯进了许家，其中，一个特务头子，约摸三十来岁，拿着手枪说：“许先生，我们有点事，要请你去谈谈。”许警觉地喝斥道：“你们是哪里的?”他说：“不要问，赶快穿好衣服。”未及洗脸，就被抓走了。

接着，他们把五岁的许鹿希和四岁的许中明锁在汽车房里，天寒地冻，零下十多度，整整一上午，小孩就这么冻病了。他们在许家翻箱倒柜，说是许家藏有枪弹，可什么武器都没找到，于是打电话向上司请示，准备将书房封起来，吃过午饭再来搜查。那时的电话号码是摇着叫号的，劳夫人暗中记住了电话号码，等他们一走，立即从电话簿上查出了许先生的关押地。

她急忙换了一身极考究的衣服，与家里服务小姐一起，叫来一辆上等出租车，多给了好些钱，要司机昂然驶入特务办事处，不要理会门岗，夫人从“犯人”名册上，一下翻出了许德珩的名字，再翻，就见到了马、候二位教授的名字。

出来后，劳夫人立即打电话给各报馆、学校，特别通知了《世界日报》的萨空了。第二天，三教授无端被囚的消息就传开了。同时，劳夫人还给蔡元培拍了电报，蔡元培立即联系宋庆龄、杨杏佛等，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筹备委员会的名义，发起营救。

迫于压力，12月19日，特务们在牢房设了四盘菜，一个火锅，请许先生吃饭，算是赔罪。许德珩掀桌而出，昂然而归。

1919年5月4日，作为“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因“火烧赵家楼”，许德珩第一次被囚，留下了“为雪心头恨，而今作楚囚”的豪迈诗句。十六年过去，“一二.九”学生运动爆发，北平十五所大学上万学生上街游行示威，许德珩夫妇，始终与学生们在一起，寒冬腊月，滴水成冰，他们的衣服被敌人的水龙头冲湿后，冻得冰铁一般，硬梆梆的。这天晚上，清华大学约请许先生讲演，他们夫妇又毅然前往。

1936年底，“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时局仿佛大有希望，没料到，只过了半年，日军发动“七七卢沟桥事变”，北平沦陷。8月9日，许德珩化装成商人，从前门火车站上车，前往天津避难。他用便帽遮住前额，木木地坐着，整整一天，不吃不喝，不言不语，如果碰上熟人或学生喊一声“许先生”，也许他就没命了。找妥住处后，第二天，夫人带着两个孩子逃了出来，一家总算又聚到一块。为了安全，许将妻小送到武汉，然后让他们奔长沙劳家躲一躲，许先生则乘船到南京探听情况，以便决定今后的去向。

他与郭沫若、叶挺等同住南京中央饭店，因房价太贵，不久，就搬到亲戚陈礼江(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司长)家，可随着日军的疯狂进攻，上海失守，南京沦陷。12月13日，南京城几十万居民，惨死在日寇的屠刀下。许德珩是在日军进城不到三个小时前离开的，他的亲戚陈礼江把他送到了下关，乘筏子渡江，赶到浦口，恰巧有一列火车停着，钻进去，惊惶中到了武汉。国民党军政要人差不多都在这里。

雾都“楚公”

国民党节节败退，1938年10月25日，武汉失守，许德珩一家只得前往重庆。劳夫人带着孩子先去，租了国府路的一处房子。没想到，隔壁住的是中统大特务徐恩增，他的老婆是中共变节分子，经常以串门为借口，打探情报。

虽然危险随时都可能发生，许依然积极为革命工作。10月23日，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召开，许是参议员，开幕那天，远在新加坡的参政员陈嘉庚拍来“电报提案”，这个提案仅十一个字：“官吏谈和者以汉奸论罪”。大会主席汪精卫是个主和的投降派，很怕有人签字支持陈嘉庚，因为，按规定，要有十二人签字的提案才有效，许德珩率先签字，不几分钟，签字的参政员达二十多人，一年后，汪精卫公开叛变，许先生在第四次参政大会上又提了追拿汪逆法办的提案。1940年9 月，国府路的房子被日机炸毁，他们全家只好搬到枣子岚垭，住在半山腰，生活更不方便，但他们忧国忧民的思想却更为深切。

1944年底，日寇进攻大西南，为了探讨民主与抗战问题，许德珩夫妇发起联络，以聚餐的形式，组织了“民主与科学座谈会”。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28日，毛泽东主席飞抵重庆，与国民党当局谈判。9月中旬，一天上午，毛泽东在红岩嘴八路军办事处，约许、劳夫妇吃饭。八点出发，九点到达。一见面，毛泽东就拉着他们夫妻的手，谈北大，谈新民学会，原来，劳君展是新民学会骨干之一，毛泽东与她早就相识，在北大时他与许德珩常见面，也是老熟人了。谈话间，劳夫人说在1936年曾买了一些吃用物品送往延安，不知是否收到了，毛泽东一听，高兴地说，吃的吃了，用的用了，帮助红军度过了饥荒。许德珩向他汇报民主与科学座谈会的情况后，毛泽东认为极有价值，鼓励他搞成一个永久性的政治组织。1945年9月3日，日本向盟国签定降书，为纪念世界民主力量击败法西斯，许德珩夫妇与朋友们在重庆青年大厦举行庆祝大会，并决定将民主与科学座谈会改为九三座谈会，后又改为九三学社。1946年5月4日，九三学社成立大会在青年大厦召开，重庆《新华日报》发表了九三学社缘起、宣言及主张等。

京华“楚翁”

九三学社成立后，许于5月14日飞抵北平。这年暑假，儿子许中明考上了清华，女儿许鹿希考上了北大，许德珩被北大聘用，他们就在北大安了家。劳夫人因任重庆女子师范学院院长，公务繁杂，只得分居。1947年5、6月间，“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学生运动在全国展开，劳君展与学生一积极投身到革命洪流中去，终被解聘。在这生命危险时刻，许德珩电请国民党参政会秘书长邵力子代买机票，劳于7月15日平安到达，一家终又团聚。

1949年3月25日，许德珩夫妇侍立于西苑机场，欢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进入北平城。这天晚上，被邀参加毛泽东主席在颐和园乐寿堂举办的宴会，开怀畅谈，一直到第二天清早。

建国后，许德珩先后任政务院法制委员会副主任、水产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并长期领导九三学社的工作。夫妻俩相濡以沫，共度晚年。1976年1月3日，劳夫人因病逝世，享年七十六岁，1990年2月8日，许德珩安然而去，这位《五四宣言》的作者，九三学社创始人，在他的百岁门槛边，与久别的爱妻幽会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