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张建党的儿子张图无法在京高考，无奈之下，他将孩子送进国际班，准备出国留学。随后，具有美国国籍的前妻提供援助，儿子很快能以美国公民身份参加“美国高考”。 更奇妙的是，只要变成美国人，孩子又能在北京参加高考了，根据教育部政策，外国侨民享有直接参加北京高考的资格。(《中国周刊》5月23日)
在人们“宁赠友邦，不予家奴”的嘲讽声中，又一名“高考移民”获得了在非户籍所在地参加高考的资格。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因为户籍局限，不能在居住地参加高考的学子们，只要能想出办法，都会竭尽所能争取自己的高考资格，这其中，“高考移民”便是一条终南捷径。
在“教育公平”的求索过程中，中国社会见证了太多因户籍原因而头撞南墙的学子，有的悲情地离开了战场，回到户籍地重新战斗，有的则抱着微弱的希望，期待高考户籍改革的落地，还有的则以飞蛾扑火之态声讨制度，渴盼能扭转命运。在2012年那场著名的“异地高考户籍约辩”事件中，江西女生占海特不屈不挠地展示出一个弱势学子挑战制度与成见的姿态，但最终仍屈服于拒绝改变的制度之下。
与悲催的占海特相比，张图显然是个胜利者，只是这种胜利并非每个异地高考的学子都能取得，在大费周折的过程中，一个合法的中国公民却需要通过成为他国公民后才能在本国的另一个城市高考，这无疑令人沮丧。因此，尽管张图以“侨民”身份拿到了本应平等享有的高考资格，但也是“虽胜犹败”。美国“公立学校之父”贺拉斯·曼曾说过：“教育是实现人类平等的伟大工具，它的作用比任何其他人类的发明都伟大得多。”但显然地，国内一起起因户籍而抗争的事件表明，教育与公平隔着无法跨越的天堑，这道天堑不仅仅是承受不公平待遇的学子心中的伤痕，更是中国城市在教育发展中所遭遇的无法突围的困境。
“高考移民”或许不失为一记良策，但只是对个人而言，于整体，于社会，它仍然是一个下下策。张图式的学子固然可以利用自身资源“迂回救国”，但相应地，当他拥有了异地高考资格后，也使得其他不具备这种资源的弱势学子异地高考的希望更渺茫。“高考移民”的合法化除鼓励有资源的人更强势地占有不多的资源外，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目前存在的因异地高考而生的“城市之困”，在迁徙不自由的制度枷锁中，这只会导致弱势阶层的学子在无法破除制度封堵的前提下，离教育权利越发遥远。
“当初是受尽歧视的随迁子女，现在却成了待为上宾的外侨。不仅可以在京高考，还能加10分。”这是无奈，也是嘲讽。在户籍限制、教育资源分配、社会用人制度等各项配套改革难以启动的现实语境下，中国的教育公平始终步履蹒跚。而“取消高考户籍限制时机尚不成熟”的官方态度，又令“异地高考”这个城市病痛始终无法痊愈。有条件的学子可以移民，无条件的只能哀叹“生不逢地”，或许，这一“浮世绘”日后作为奇谈被提起，痛感将永远挥之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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