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网络谣言被人人喊打之时，新华社记者最近盘点了刘铁男被实名举报、国家发改委发言人称是污蔑等四起“官谣”，希望通过梳理一些官方“先否定后肯定”的怪现象，引起一些不注重多听、多看、多调查，遇事善于说谎、急于否认的相关部门重视。
何谓“官谣”?是指官方通过正式场合向外界发布的假话，它是相对于“民谣”来说的。同是造谣，但结局大不一样。“民谣”制造者，抓起来轻则拘留，重则判刑;“官谣”制造者则大多毫发无损，至多就是假模假样地说声道歉。为此，网友纷纷呼吁要追责“官谣”制造者，有论者在媒体上撰文，呼吁建立对官方造谣行为的追责机制。
论谣言造成的影响和后果，毫无疑问，“官谣”一点不亚于“民谣”，它会使广大人民群众对国家机关公信力产生严重怀疑，影响政令的推行力度，甚至动摇党和政府的执政根基。因此，要求追责“官谣”制造者的诉求合情合理。
问题是该怎么追责?以什么罪名追责?我查阅了《刑法》，没找到造谣罪的相关规定。司法机关在追究造谣罪时，是根据造谣的情况，分化为其他罪，如诽谤罪，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等。而这两条罪显然不适用“官谣”制造者。另外，《治安管理处罚法》也找不到相关规定。
那么，应该以什么罪名追责“官谣”制造者呢?我在薄熙来案的庭审中获得了一点启发：可以以涉嫌滥用职权罪定性。新华社发布的庭审纪实显示，2月7日，薄谷开来和吴文康协调重庆有关医院出具了王立军“存在严重的抑郁状态和抑郁重度发作”的虚假诊断证明。2月8日，薄熙来批准对外发布王立军接受“休假式治疗”的虚假消息。公诉人指出，这些行为造成的后果，使广大人民群众对国家机关公信力产生严重质疑，造成了特别恶劣的社会影响。因此检察院将薄的行为定性为滥用职权罪。
“官谣”有别于“民谣”的一点是，它往往不是个体行为，而是授权某人代表组织向外界发布虚假消息的。无论是党委宣传部门的负责人，还是政府部门的新闻发言人，他们大多是秉承领导的旨意，代为发布“官谣”的。如罗昌平实名举报刘铁男时，能源局发言人向外发布的那则“官谣”，就有可能是在刘铁男的授意下发布的。如该“官谣”确是刘铁男指示发布的，那就应该以涉嫌滥用职权罪追究他的罪责。
因为公诉人本次只是针对薄熙来批准发布虚假消息进行定罪，并未涉及其他执行人员，因此“官谣”发布者该如何处理，尚无先例可援。但作为造成不良社会影响事件的参与者，通常情况下又是知情人，应该也是负有责任的。具体应适用何种罪名，有待法律界探讨。
总之，薄熙来一案中检方对“休假式治疗”这一“官谣”的法律责任的考量，为今后追究“官谣”制造者的责任提供了一个范本，值得好好研究和借鉴。
王学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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