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央视报道，2014年全国高校毕业生规模达到727万人，比上年多出28万人，再次创下历史新高。教育部要求，要鼓励和引导更多的毕业生到基层就业，同时，积极协调有关部门尽快制定简化创业手续、降低创业门槛的具体办法。 从2014年起，各高校要逐步发布本校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及时调减就业率持续偏低专业的招生计划。
不知“史上最难就业年”喊了多少年，如今看来，“中国式毕业生就业”没有最难年，只有更难年。大学生就业形势为啥越来越糟?面临“史上最难就业年”的警报再次拉响，我们不禁在想，是不是前几年的大学生就业问题解决的并不好，或压根就没法解决，导致往年积压的未就业人员又成了新的就业难题?
不是吗?我倒想问，2014年“727万”名高校毕业生中有多少硕士毕业生，又有多少博士毕业生?这些硕士、博士毕业生有多少当年报考研究生时，是因为就业不理想或对就业前景充满畏惧或没考上公务员事业编制而重回高校的?当然了，我并不反对的确有研究潜能的学生读研究生博士生，但如果本身对学术研究不感兴趣读研究生纯粹是为了“逃避”或“延迟”就业，读书期间本身就业能力或意识又不见涨，到了被迫就业时无异是给本已不妙的个人和国家就业形势添加了负担。
为什么我国的就业形势进入恶性循环呢?很大原因是编制情结在作祟。看看今日的大学毕业生、研究生毕业生有多少把考公务员考事业单位编制作为就业的第一选择。明知自己绝大多数可能是要当炮灰，还是毅然决然的报考“更有保障”的政府和事业单位。有多少大学毕业生奔着或无限期的等着政府和事业单位来挑，又有几个人愿意进入民企特别是中小民企?
从社会上已经提供的就业岗位来看，民企的贡献远远大于政府事业单位和国企，可民企却远非绝大多数大学毕业生的“初恋”。笔者看来，抛开“重编制轻打工”的社会大环境不算，高校本身的就业导向也有问题。
鼓励毕业生到基层就业，什么基层?还不是体制内的基层吗?到底是去体制内的基层就业，还是先去干着等着再就业吧?“协调有关部门尽快制定简化创业手续、降低创业门槛”，奇了怪了，那么多民企缺人缺人才，为什么不实质性的引导毕业生去现有的正常运营的民企工作呢?如今的创业，主要问题不在创业手续有多繁杂问题，而在于众多既得利益企业阻碍了初创小微企业的生存，如果高校遇到毕业生就业难就鼓励他们创业，那与推脱责任、懒政何异? 既然让大多数并无多少准备的毕业生自己创业很有可能失败又产生新的就业负担，干嘛不让他们到缺少人才的中小民企就业，这样既能基本生活有保障，又能拿着别人的钱积累自己的工作和今后可能的创业经验呢?
高校里无论是授课、指导老师，还是负责就业的行政管理人员，本身就是体制内人，体制内人固有的编制、依赖思维，让他们无论是语言还是行动示范上，只能实际上起到引导毕业生“死也死在编制里”、“死也死在考编上”的思维和行动，指望他们为毕业生打通通往更能现实解决就业问题的民企之路，你觉得有多大可能?
最能解决大学毕业生就业的民企之路被堵塞，这恐怕也能部分的解释为何“史上最难就业年”“明年复明年”吧。
程振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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