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渐渐成为了农民工队伍的主体。他们进城赚钱的主要目的不再是寄钱回家，所以，在消费上也不再是“能省则省”，他们不但在城市中挣钱，更希望能融入城市。而这不仅仅体现在身份认同上，而是更切实地体现在他们的消费实践中。在消费结构上，他们不再只停留在基本的生存需要上，而是扩大了娱乐等方面的开支。他们用智能手机，闲暇之余喜欢用手机上网，网购也成为他们主流的购物方式。(7月4日 人民网)
新生代农民工是一个正在被城市逐渐同化的群体，与城里人相差无几的消费模式，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这个群体在城市生活浸淫下而导致的习惯、选择，正是因渴望完成身份转变而形成的“融城”心理特征。这种“融城”心理，在物质主义年代，主要体现为消费崇拜、追逐时尚、生活方式的模仿等，这尽管不能让他们成为真正的城里人，但并不影响他们希望通过这种行为拉近与城市的心理距离。
2012年，农民工在消费品和服务上的开支为4.2万亿元。对比而言，这相当于印度尼西亚去年全部消费支出的1.5倍，比土耳其2011年的全部消费支出高出23%。新生代农民工比起自己的父辈，更舍得花钱，上世纪90年代的农民工，其消费支出占收入的53%，而生于上世纪80年代和70年代的农民工的消费比例分别为47.2%和38.3%。农民工一代比一代能消费的现象，大多源于代际消费观的变化，更与一代更比一代强烈的“融城”心理密不可分。
尽管城市总是那么春色撩人，但要成为其中的一份子，对新生代农民工来说，却并不是那么容易。除了在生活、消费上对城里人进行模仿，以安抚自己的心理落差外，他们并没有什么渠道可以让自己从“农民工”的泥潭中跃起，漂亮地完成身份转变。且只要涉及到具体权益，如社会福利、工资分配、身份歧视等，与城里人巨大的差异又会让他们瞬间跌入谷底，再度强迫自己接受“农民工”这个现实。
如果说户籍绑缚曾经让“农民工”饱受了歧视，那么，现在新生代农民工的压力与迷惘则是来自于物质主义时代日益飞涨的整体消费水平，以及一个似乎近在眼前，却又远在天边的“变身”梦想。他们对消费的向往与自己工资的微薄，对未来的期许与现实的窘境，都是一个较大的反差，而往往在这些反差中，易导致危险心理和边缘行为。如2009年广州大学人权研究中心曾披露有关广东新生代农民工犯罪调查的数据，指出“暴力化倾向日趋严重”是新生代农民工犯罪最重要的一个特点。由于在从“熟人乡村社会”进入“陌生人城镇社会”后，犯罪成本降低，一旦当他们面临巨大的心理落差，遇到基本权利被剥夺的情况，便很容易诱发犯罪。这也是“融城”遭遇现实困境后产生的“逆城”心理，即愿望失落后便直接转化为对抗和反叛。
很明显，新生代农民工的进城需求已经与父辈们有着完全的不同，他们不再以“赚钱”为目的，而是希望平等公平地融入城镇，共享一切公共服务及其他相应权利。由于难以冲破目前城乡差异下的种种壁垒真正融入城市，又并无农业技能和务农经验，有人评价新生代农民工“既进不了城，也回不了家”，这或许是他们最真实的写照。于是，在“融城”与“逆城”之间，他们的青春不断在摇摆，不断在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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